序 言

工业区位①问题是经济活动的地区分布这个基本问题的一部分。在每个经济组织和技术经济演进的各个阶段中，一定存在着生产、分布、消费“在某个地方”以及“何种方式”的问题。可以认为，“在某个地方”和“何种方式”生产、分布和消费都存在着规则。政治经济学就它迄今研究的范围而言， 超出了基本事实的分析和纯理论的范围，其基础的描述和经济组织

（Wirtschaftsart）性质的理论仍然是必要的。政治经济学一旦抨击了具体现实，对各种类型经济组织的性质、结果以及并列的经济组织的理论分析和表达都成为政治经济学本质的内容。如此宏大的内容就无需怀疑有一门年轻的学科，囿于其最初的任务，简单地把经济过程中的“在某个地方”视为经济过程性质的一种功能，尽管经济过程的区位仅仅是经济过程性质的部分功能。换言之，在研究一般的地区和国际劳动分工原则等等时，政治经济学家忽视了区位问题，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把某个地域上的经济过程的分布及理论思考留给了经济地理学。自然，后者仅就纯自然事实所能解释的范围是能探讨这个问题的。正如我们把经济过程性质的分析，即政治经济学留给了技术科学一样，但结果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当地理学家最先研究区位问题时，杜能是最突出的例外了。后来还有几位该领域中的探究者。但把他们同问题的重要性来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今天，我们目睹了经济力量的巨大更替，资本和劳动力的迁移，这在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看到的。我们亲历“帝国的兴盛，帝国的衰落，”这显然是区位变化的结果。我们追随着这些发展，并带着对区位重要性的强烈意识; 我们预测未来积累、分布、工业国的发展与没落的趋势。我们甚至通过贸易与关税政策（Handelspoltik）干预这些事情，并试图控制它们。简言之，只有当我们对这个层圈运作的规律有清晰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反复地做我们真正试图做的大量事情。但是，我们能说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知识吗？当假设特定过程的性质决定区位，我们能说我们的讨论利用了劳动分工等更多模糊概念吗？我相信，不用说杜能及其继承者，我们几乎也都使用这类工具。

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内部所发生的巨大更替，一些区域的资本、人民急速贫困化，同时另一些区域则饱尝富足。我们看到人口不断地向大都市中心聚结，无休无止。我们以哲学的目光观察这些现象，谈论所产生的得与失，谈论 Asphaltkultur、或者说“道德之沦丧”。当然，我们对此津津乐道已有些日子了。我们之中的有些人认为，平民“奔向”大城市似乎仅仅出于“愉悦”的缘由——十足地毁灭城市自身及其财富；另一些人认为，人们是遵循必然规律的，比如人流倾向社会压力最低的地方等等。许多思想集中于“拥向城市”（不仅探讨“拥向城市”的结果，而且探讨其原因）问题上，但是， 当我们直到现在不具备决定经济过程区位的一般规则的任何真正知识时—— 当纯经济规律无庸置疑地以某种方式影响区位，我们又没有找到这种规律时，要获得关于“拥向城市”的原因的任何结论可能吗？

每一个进入大城市的人，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某些经济追求。当人们有可能轻易被强大经济力量的铁链束缚的时候，争论文化和社会的动机难道明智吗？或许，今日巨大的集聚仅仅是经济和技术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或

① 这里的工业，在本书全文中的含意是指制造业。——英译者

许是我们经济制度中社会组织的结果。对此，我们确实应当具备某些准确的知识。尽管我们已知区位选择在其它各种经济状况下由严格遵守的规律所控制着，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很好地预言经济区位的规则存在，或者当人们为经济目的选择区位时，也不能断言“愉悦”及其它不合理的动机是他们的导向。

勇气激励我们去建立一般的区位理论。因为只有基于经济力量区位分布的一般规则去揭示经济力量的区位分布与我们所看到的巨大更替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似乎是可能的。通过这些已知的一般规则，就可能展示经济力量如何和在怎样程度上决定人口集聚的。获得了这些知识之后，我们或许能说一般文化性质力量影响经济过程区位到何种程度。

由于某些原因，使得我们探求工业区位理论受到限止，这些原因完全排除全部个人情况如个人的精力和时间的原因。

要说的一件事情是，研究经济过程性质的理论出于许多利益可分为生产、分布和消费层圈，通过研究不同层圈现象的相互联系，我们逐步获得经济体系一般思想的基础。

事实上，在不同圈层之间区位力量的运作还是十分独特的。只要我们乐意，我们尽可分为生产、分布和消费三大部分，但是，在分析经济体系

（Wirtschaft）的区位特征时，我们需要同时解释每一大部分。例如，消费的区位分布，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只是置于其它两个层圈之中的区位分布，当然也有些例外。只有数量非常有限的人们，按经济学的说法属于消费者，如官员、士兵和有私人财产的人，他们的移动独立于其它两个圈层。其余每一个生产者、劳动者、商人等等，无论他们在哪里都以某种程度影响消费区位。每一个消费者，无论他在哪里都在某种程度上转过来影响其它两个层次的区位分布。

所以，研究的局限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仅仅研究了事物的表象。分布层圈代表着实际货物流动，分布要么在不同生产（分布的生产过程）部分之间， 要么在生产和消费（分布的消费过程）之间进行空间镶嵌。若不包括原料物品分布的方方面面解释，就很难解释地区性的生产层圈。在我们讨论经济过程性质的理论中，很可能存在生产终结之点，在该处产品出售给商人，至少抽象如此；要不是出于解释生产的经济区位的目的，便没有这种可能。生产每一部分的空间指向本身都考虑了消费。指向的解释——区位理论——不能忽视消费地。这样事实上，在我们的理论中包括了物品的分布。

然而，因为这种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我们的理论不能变为一种完善的区位分布理论。那样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解释批发商、引导物品实际运移的代理商集中的中心区位，即贸易中心的区位。引导物品流通的总部和流通本身的过程在空间上一定是不连续的。

而且，我们没有搞清楚证券和货币，也就是我们没有搞清楚资本中心和信用中心的区位。这样的话，我们对经济体系的附属层圈的某些方面依然不得其解。当有一种孤立各要素的研究方法时，①这些附属层圈就应当被隔离研究。并且，附属层圈有其自己的空间运动，其区位应当相应被隔离探讨。

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如果抽取生产层圈并充分解释它的区位，那么我们也有必要解释经济机体中所有其它各大部分的区位问题。实际上，我们是

① 这种孤离法的确是形式上的和抽象的。

从一个特定点来研究整个经济区位问题的；第一步是生产区位理论，但最后一步将是本质上的一般区位理论——或者至少不十分困难地获得这样的理论。

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生产层圈之内，这为寻求工业生产区位的解释至关重要。为什么我们对这种分析自我满意，当然存在很好的理由。我们已有杜能的农业生产区位理论，尽管我认为它需要某些修正，特别是某些发展。尽管工业区位理论对解释大规模的现代更替过程极为重要，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工业区位理论——或许这样说我们没有不公正看待罗雪尔和舍费尔的工作。诚然，极其精彩而有趣的事实决定了各种农业生产方法的区位更替。但是，他们建立在相当简单的、深入分析过的、世人皆知的事物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没有涉及到技术细节和对国际经济更替、人口的现代集聚的影响。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仅仅建立了近代一般区位革命的基础；仅仅提供替代经济过程和决定人口集聚的其它力量产生的基础。这些，作为被解决了的现代之“谜”与我们所意识到的完全不同。神秘不包含在农业圈层里。如果在经济事物中无论在哪里找到这种神秘，特别是如能在生产层圈中找到，那么，就一定能在工业层圈中和控制他们的区位规则中发现。工业区位形成今日人口大规模集聚的“本体”（原因我不讲了）。我们认为工业区位的运动十分表面化，并对力量迁徙的国际含义很少忧心。我们须认真讨论这一层圈内的趋向。所以，着手弄清楚这些趋向是最为重要的，不仅因为它被严重忽视了，而且事实上因为它们影响深远。

怎样开始工作呢？

值得注意，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农业分布的简单情况比了解工业分布的情况要好些。这种状况很容易解释，因为工业层圈更加复杂。我们适当地扩大统计覆盖的区域，以包括各种农产品的耕作业，作物规模及其国际和地区分布，地区分布至少包括许多国家。我们占有资料，甚至敢说整个资料被科学地分析了。可以说，农业地区分布和发展的本质方面是掌握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错。

然而对于工业，我们一开始仅就获取资料而言便遇到极大的困难。①除了为数不多的几种贸易如矿产、盐、糖、烟草和纺织工业中的机器生产部分之外，我们甚至不知道更多的行业的国际分布的原始数据。换言之，那些为财政和其它特殊目的，其生产被统计分析过的贸易也是如此。对于我们研究的所有其它工业，对数据更高的要求，进出口数字以科学的态度看难以令人接受。论及工业资源的国际分布时，除了表达原生产规模关系之外，我们使用的数字是那些我们根本不该用的数字。雇人进行贸易调查，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规模的建议，但难以作出比较。因此这种方法不能应用。这就是有关国际工业分布的现状。

在国家内部对工业分布要说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研究材料有所掌握， 尽管有些还在隐藏着。这里，从贸易调查或至少从贸易的初步的和中间材料我们能得到一种确定类型工业的地区更替的信息，并且我们说到目前为止很丰富的材料还没有为这种目的做过分析，这对任何人来说不会不公正吧！分布的地理条件和地方积累迄今还没有以细致的定量方法，即使对一个工业进行研究过。地图“主要”在一个区域把一种工业的生产展示给我们，如果我

① 写于 1909 年。但即使在今天，许多本质情况也没有被掌握。——英译者

们得知该工业在同一国家的“外部”区域也存在的话，那么精美的地图对我们的目的有什么用呢？②出于精确的区位研究目的，我们应当了解工业在什么程度上存在于区域的“内部”和“外部”，即以定量的说法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它相当有价值的地图展示了与人口有关的各种工业的“空间的相对重要性”；③它们提供我们这里和那里不同的人口构成信息，但不是关于工业本身地理分布的信息。如果我们寻求关于工业地区分布的定量的，完全被规定的信息，我们会很快发现各国所有工业研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或许只有采矿业和冶金例外。我们对某一给定工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研究是摸索前进的。而何以研究其整个发展过程！所以，我尊重那些讨论当前工业分布的文论！这些文论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因为事情明摆着。然而，我们应认识到，有关工业分布的研究事实上只是相当粗略的轮廓。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一种变化。有必要系统地深入探究一段时期内可用的现存原料。为此，我们选择德国从 1860 年以来的发展时期。为获得可靠的图示，我们必须精确定量分析影响单个工业分布和集聚的相互作用力。在某个时期和任何一个算得上孤立的地区，即使这些地区是很有局限的，获取有关实际的地区关系和更替的准确数据是我们调查的第一步又是不可回避的部分。我们事先需要使研究的对象在各个方面是清晰可辨的，特别是可测的。

但我们要求的还很多，而且必须做的也很多，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想要发现工业体中的运动“规律”——规律是足够的精确，并藉以它的帮助确保我们量度经济力量的更替，我们以这种方式能够表达更替的程度以及表达其它要素引起我们时代巨大空间变革的程度。

经验主义者最多不过是对较大和较重要的企业侧目而视。如果我们希望发现准确的即科学规律的话，①经验主义者会老生常谈，告诫我们必须能够对社会生活及其力量进行检验；因为那些工作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应对“可能”或多或少的肯定“关系”、“规则”、“现象的演化”的表述感到满意才是。除此之外经验主义者的观点毫无益处，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同情。但是我们希望从那些信任我们的人那里得到同情，我们相信抛开实验，可以通过纯理论的、通过广泛的劳动经验演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而不管其复杂性。利用孤立分析的方法，我们能够确定因果关系，如果不是全部也至少是某些，并且为完善的因果关系理论做准备，甚至是为了度量因果关系做准备。那么，藉以孤立方法的支持，本文无论成功与否都有可能被认可， 至少原则上如此。针对可能出现的失误，我们希望受到批评的是作者而不是文章。

这样，我们弄清了本文需要怎样的行文步骤。显然，我们要达到两种不

② 这可与大量有关英国工业的文献中的地图相比较；同样，可与工业分布地图（附加在工厂考查报告中） 相比较。

③ 可比较德国官方贸易调查报告的插图。这些地图在托布伊讷的《德国经济信息手册》中被采用。甚至精心设计用来阐述工业区位，我看也不过如此。因为这些地图不仅在理论上无用，而且使人们关于整个事物得出相当扭曲的思想。比较第Ⅱ部分（即韦伯想写的“现实理论”——译者）。

① “科学的”在此同德文的 naturwissenschaftlich 相同，而与 geisteswissens-chaftlich 相对，大致相当于“scientific”和“phi1osophic”的区别。参见里克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Rickert，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lurwissenshaft）第四版，1921 年。——英译者

同的目的。第一，我们要发展工业区位的纯规律，规律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 即独立于任何特定类型的①经济制度（Wirt-schaftsart）。第二，我们必须揭示在现代经济秩序中规律表现出什么特定形式，并参与了什么附加规则， 或仅仅是什么附加约法。当然第二阶段的工作包括解释两类规律和提到的大规模社会变革之间有趣关系。②

从方法论的立场出发，我们总是通过孤立法进行研究的，第一部分讨论纯理论使用孤立法，在第二部分①也一样。但存在着一点区别。阐述区位纯规则，专门使用演绎方法是可能的。我们将能够从某些相当简单的假设开始， 推导区位“纯”规则的整个体系（Me-chanik）。自然地，这种体系仅仅在这些假设的范围上应用，而不能进一步推延。很显然，纯区位规则在其一般性质的范围内充分发展是可能的，并因此或多或少地适用于各种工业。详细论述请参阅第一章。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下一步的任务是阐述区位规律，这项任务不能通过简单的推导所达到。纯规则的特定应用以及主宰现实的附加规则，其前提条件不作进一步的调查就不能获得。为了系统地阐述，我们需要首先获得工业指向（区位）的实际图示，因为它已被现代经济生活锻造出来。一但我们掌握实际图示，我们就必须展示工业指向受尚未解释②的特殊原因影响的程度，这些特殊原因是一般理论业已忽视的也是可能被忽视的。③最后，我们必须展示一般类型的尚未解释原因的影响。我们必须找到后者的前提，它必定以某种方式归因于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特定性质的前提。只有从这些前提出发，我们才可推导“主宰现实”的区位规则，它提供我们一幅完整的区位分布图示，同时，或许能提供理解现时代一般人口集聚思想的工具——即事情可通过抽象理论得以完成，但抽象理论根本不能解释整个具体现实。

那么显然，初步分析我们在前面所注意到的事实作为后面“实际”理论的引子是必要的。事实上，我已经做过这项初步分析工作，即在获得任何理论概念之前，我准确地查明了 1830 年以来德国工业区位的演变，但是我认为，更好的是在获得纯理论之后，又在实际理论之前，即作为逻辑阐述的素材又作为实践的素材，来表达德国的这种实际材料。离开抽象的区位理论， 就完全不可能分析或安排这些材料。我自己的确从这种分析中得到抽象理论的；只要跨出抽象理论和清晰的事实调查就能合成实际理论。①

① 在此，“纯”经济制度的概念出现在德文理论文献中。它试图在经济理论中重新恢复它的位置，这个位置好像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像卡尔·布希尔（Karl Bü cher）的《政治经济学导论》就把经济看成是经济发展。发展总是被划分若干阶段，而最后的阶段就是资本主义阶段，或后来的高度资本主义

（hochkapitalisische stufe)。为找到立足点摆脱这种演进观点和恢复理论，而暂且使用抽象的“纯”经济制度。很显然，如果所有这些制度都被指定为纯经济制度，寻求它们所具有的一般经济特征是合理的，尽管某些人坚持早期思想家如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资本主义”思想，以及他们所研究发展阶段的典型思想。“纯” 经济制度的假设简单地把英美那些有“经济理论”标签的著述恢复标记。比较下文 226 页注。——英译者

① 第二部分的轮廓包括在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区位的资本主义的纯规律）”，载《社会经济学概论》，

（Grundriss der Sozial■konomik)1914 年第Ⅵ部分，第Ⅰ章，70—82 页。——英译者

② 由于特定工业所在的环境。——英译者

③ 详见第一章。

① 必须记住，韦伯教授在本书中没有研究他所谓的“实际理论”，但在他的《社会经济学概论》中进行了研究。——英译者

那么我们将组织以下工作：第一部分包含纯理论，可分两部分：（a）控制工业指向的经济力量的抽象阐述，即决定工业区位组成要素（区位要素） 的分析。（b）按照这些要素的作用阐述规律。

第二部分将包括“现实的”的理论，它建立在以下工作的基础上。

1. 德国 1860 年以来工业区位分布的（Lagerung）分析。

2. 分析其它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人口集聚的可用资料。

我们将看到当今工业的区位类型由“纯”区位规则难以圆满解释，所以区位类型不是纯“经济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严格限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造成的，工业区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功能，它或许同资本主义一并消亡。究其原因，我们或许提供一些主要观点的线索，由于劳动力变成商品，今天买进，明天卖出，在于确保法律决定劳动市场（Gesetze der “Arbeitmarktges-taltung”），在于由此建立了地区的“工人集聚”。工人集聚必然地产生了我们今天见到的特定类型的工业集聚，我称之为“工业进步集聚”（Stufenagglomeration der lndustrie）。从此产生了人口的现代集聚现象，当然还有许多其它事情，这些现象我们必须作出交待。

我所说的仅仅要表明“实际”理论能使我们获得相当合理的一般结论， 至少能解释巨大的现代地理革命的部分动态，但仅仅是一部分；我们研究第二部分的结论的局限性在于材料有限。材料主要讨论国际经济体系工业运动的一部分——在一块领土上的工业运动，领土一般地说它代表一块政治的、民族统一组织的领土。材料的局限性的优点在于把所研究的工业运动本身作为“纯”意义上的工业运动展示给观察者。即一方面，工业运动的发生撇开了政治组织的任何差异以及贸易、关税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不考虑有关种族、气候和环境的差异。这样研究一个国家所得的分析无庸置疑，而且显然迈出了关于 weltwirtschaft（世界经济体系）相同理论必须走的第一步； 因为一般理论起始时总是忽视刚刚提到的不同的构成因素，而在其后才介绍到它们。①然而，材料的局限性缺陷在于它不能帮助我们精确确定上面提到的每个要素的意义。材料的局限性限制了本文要探讨的各种问题，限制了一种事实不能被充分地强调。

当然，这一点是期望得到进一步研究的，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却相当困难。为了取得进展，我们需要相当广博的新数据。我们需要初步澄清有关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要素的内涵与现状，这些基础要素如全国部署（volksanlage）、全国环境澄清它们的普遍意义以及它们同劳动力供给（Arbeiterstamm）的关系。我们需要精确确定不同部分的工业产出质量在不同气候（zonen）条件下在不同国家间多大程度依赖于“产业工人存量”，这种依赖性在现代技术和经济发展等等结构中是怎样变化的。②而且，为了了解国际问题，我们需要调查政治干预（如贸易政策和劳动政策）对经济力量的地区集结的实际效果， 目前我们不具备这种研究，尽管我们的国际贸易和关税政策完全理论化了。

① 毫无疑问某些差异因素（特别是贸易和关税政策）的重要性，当前一般过高估计了。同样毫无疑问的， 像其它如气候、文化环境、甚至“种族”也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其举足轻重以致于在分析德国统一体时，他们甚至感到很难解释的“黑斑”存在，只有这类因素可以解释，不幸地，手头上的统计材料不够解决这些问题。

② 参照美国社会学家如克拉克·维斯尔的研究《人类与文化》，F.斯图亚特·查宾《文化变迁》，P.所罗肯的《社会道德》。——英译者

我们也应获取有关工业区位（internationale industrielagerung）的国际分布等的大量材料。事情很多并且困难。

但不顾及这些，我们当然会发现在本文狭窄的框架中所表述的许多东西一定是正确的，并且读者会观察到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也是不可隐藏的事实。

本书期望的是一个开端，而不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