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恃德不恃力，恃诚不恃谋

组织内部的团结和有效激励，同样也是西方管理界所看重的一个过程性目标。他们在追求这一目标中，强调的主要是权力、体制和技术。早期管理注重等级制关系下的权力控制，工业化初则使用“胡萝卜”（计件工资制）加“大棒”（惩戒性罚款）的约束；在“科学管理”时代强调体制规则和专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9 页。

①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2—333 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220 页。

业化监督；梅奥主义认为要建立团体内的一致必须依靠管理者的社会技能、人际关系技术。

在以温厚敦笃为心理追求的中国人中，为了团体内的团结，广泛吸纳人才，亲和外部关系，更强调心灵的沟通，真诚的相互尊重，无私的同舟共济。要求管理者能够进入“尽已性，尽人性，尽物性，赞天地之化育，以与天地参”的精神境界，因而能与管理体系中的各色人物浑然同体，浩然同流，能够广纳一切进步力量，实现整体的共同目标。有如郭隗说燕昭王：“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①一句话，也就是要北面而事贤者，以德服人。否则，孟子便警告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②朱元璋当了皇帝后读《孟子》，看到此类话时，勃然大怒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下令把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撤掉。后来别人好言相劝，才息了火，但仍下令摘编《孟子》，搞成《孟子节文》，删去原文中话八十五条，虽威震于一时，终贻笑于千古。

历史已经逝去，宝贵的中国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又获得一次新生。周恩来以共产主义者的博大胸怀面对人世，面对各种纷繁错落的人际关系、人群间关系、邦国间关系。在团体内部，他反对“棍棒的纪律”、“饥饿为纪律”，而坚信“自觉的纪律”。在处理其他各方关系中，他既具高风亮节，又能敦厚揖让，既如壁立千仞，又能海纳百川。在所有与人处世之中，他的立足点是崇高之德、纯真之诚。毫无疑义，他从不否定体制、实力、技术的重要地位，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合于“道”而才能“得道多助”。周恩来以崇高的道德在自己的行政中履行了自己的哲学精神。

周恩来是我国统一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统一战线的有关各方人士和团体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中华民族构道德楷模。“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是我们党的统战方针，同时也是周恩来领导统战工作的哲学精神的概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主要讲体制上双方关系的正确摆布，周恩来肯定这一点，并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他说， “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①同时，在周恩来的统战思想中，他同样十分看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① 《战国策·燕策一》。

② 《孟子·离娄》下。

① 吴志葵等著：《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2 页。

士在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问题上“风雨同舟”的共识，并且以自己的道德风格在各界人士间建树起赤诚相见、和衷共济的相互关系形象。他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成为“诤友”、“畏友”，而不能成为“癖友”、“佞友”，并且，要在互相监督过程中，从“畏友”不断转化为“诤友”。这种转化需要相互间的真诚和尊重，相互间的坦诚相见。他反对某些党员干部常有的那种看不起党外人士，粗鲁地对待他们的态度。他说，要与民主人士平等相处，关心、爱护、尊重他们，“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②。他率先垂范，真诚地尊重民主人士，与他们互为师生、互为朋友。1959

年，第一批特赦战犯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的早期学生。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他既给予他们严肃的帮助教育，又和他们畅叙师生之谊，使他们感到一种人格尊重的满足，觉得“真正迈进了新生之路的第一步”。后来，这批人多数有了真正的进步，许多人移居海外后，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也不管遇到多大的威胁利诱，义无反顾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周恩来对民主人士以诚相待、真诚尊重，也在民主人士中受到极大的尊重与爱戴。胡子昂说：“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周恩来一次去做民盟内部的团结工作，他的一席话表现了对民盟各位领导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尊重，使到会人士极为感动。民盟一位领导人叶笃义因此而“做平生从未做过的第一次自我批评”，促进了民盟内部的团结。周恩来自己的实践已经充分体现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在他逝世之后，党中央根据新形势的要求把这种原则概括进统一战线方针。

对待统一战线中的每个个人，他都是这样患难与共，坦诚相待。抗战胜利后，民主战士闻一多、李公仆在昆明被特务暗杀。随后又一民主战士陶行知因优国伤时，劳累积郁过度而去世。周恩来深深为之痛心，他专门致电党中央，提议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要负责保护，经济上要给予帮助，政治上要时时照顾。当时，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马寅初，因为他抨击官僚资本。周恩来为营救马寅初积极奔走，迫使蒋介石释放了马寅初。但蒋介石又把他软禁在家，并限定他“不准任公职，不准教书，不准讲演和发表文章”。马寅初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1957 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康生要把他划成“右派分子”，周恩来极力保护，使其得以幸免。马寅初晚年患了直肠癌，周恩来亲自批示，妥善进行手术，使马寅初基本康复。周恩来逝世前，还派自己的护理医生去看望马寅初，还亲自打电话询问病情。周恩来这种待人以诚是无私的，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显露出这种毫无偏狭之心的坦荡襟怀。1954 年，历史学家顾颉刚从上海调来北京工作。事前有朋友问他在上海挣多少钱，那时他除了书店业务外，还有几处兼课教书，每月可得 500 万元（旧市），就照直答了。后来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7 页。

有人传错了话，说“顾颉刚要 500 万元，不然就不来北京”。周恩来当时还没有与顾颌刚相识，他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恳切地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 500 万，就给 500 万，一定要让他到北京来！”①这里所表现的决不仅仅是谋求人才的方略，而更多的是周恩来待人的真诚公正和大度，决不以枝节而抱偏见。这种公正和大度，使他能够容人，能够任人。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周恩来同样保持着“恃德”、“恃诚”的道德形象。他并不否认实力外交在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同时认为道义的力量是最终不可战胜的。实力只有和道义相联系，才能真正显示出历史的作用。这种精神同样来源于他个人的哲学性格。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桔善守说，“周的个人性格不正是红色中国外交性格的蓝本吗？”②他恃德侍人，从不以势压人，反对以强凌弱，反对霸道作风。他在处理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信守着中国永不称霸的道德诺言。在倡导“求同存异”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原则立场，即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在这次会议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大国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各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的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改正。有一次，周恩来到西郊机场为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元首和夫人送行。元首的飞机刚一起飞，欢迎的人群便自行散开，而周恩来仍笔直地站在原地未动，并要那些将登车离去的同志回来。这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严厉地批评说：“你们怎么搞的，没有一点礼貌。各国外交使节还在那里，飞机还没有飞远，客人还没有走，你们倒先走了。大国这样对待小国客人不是搞大国主义吗？”当天下午，他提出《礼宾工作条例》上加一条，今后到机场为贵宾送行，须等到飞机起飞，绕场一周，双翼摆动三次表示谢意后，送行者方可离去。①在处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时，周恩来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切同情，提出我国对外援助为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援助对方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优质的设备，保证传授技术，我们派出的专家和当地专家同等待遇等。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周恩来还经常告诫负责援外项目的政府部门，要记住中国的援助不允许只顾自己，更不允许有任何剥削成份，也不允许以施舍的面目出现，一定要无私而又真诚。如果中国只顾自己，那就是民族利己主义；如果中国以恩人自居，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若不经常警惕，政府官员容易对接受中国援助的国

① 转引自《良师、益友、亲人》，1979 年 3 月 6 日《光明日报》。

②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173 页。

① 高登榜：《温暖满人间，怀念无终期》，见《我们的周总理》，第 437 页。

家盛气凌人。1962 年，我国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设计人员说废水排入湄公河。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样做法不行。我们援助别国建设，不能给人家制造公害，一定要为湄公河沿岸，特别是沿河下游的群众着想。造纸废水排入湄公河，必将危害渔业及下游人民主活用水。”②要求立即修改设计，并待修改满意后才同意交付柬方使用。周恩来处理与小国、弱国间关系的这种道德精神，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深深敬服。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当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通车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但是，坦、赞两国人民举行坦赞铁路通车庆典时，首先为周恩来默哀数分钟，以示纪念。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周恩来以自己公正无私、光明磊落、“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格形象，显示了崇高的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他处理任何国家间关系都做到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60 年代初，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对于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周恩来怀着莫大的义愤。但是他对于 50 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帮助，却一直给予肯定的评价。虽然中苏关系一度破裂了，但周恩来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做法，使珍惜中苏友谊，真心关心中国建设的苏联人民、苏联专家感到欣慰，始终保持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这种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道德风格还表现在每当他发现违背我国对外政策的事情时，一定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补救，必要时还亲自向对方表示歉意，或公开对我国有关人员提出批评。1967 年 8 月，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对此，周恩来多次给予严厉批评。代办处修复后，周恩来专门接见了英国代办，对他重新搬进代办处表示祝贺，并指出，代办处是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修复费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对于“文革”期间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蒙受冤屈，周恩来知道后都一一加以纠正，井亲自向他们当面道歉。周恩来坚持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 “信”的美德。他曾经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写下“言必行，行必果”六个字，这是他在国际交往中始终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动格言。这使他赢得了对方国家的由衷信任和真诚配合，赢得了崇高的外交声誉。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常常发生利益矛盾，比如某些援建项目竣工后，其产品将同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竞争，但是中国始终信守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只要某个国家想寻求中国帮助援建某个项目，如建纺织厂、制糖厂、制茶厂、制烟厂、种植棉花、甘蔗、茶树和烟草等等，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也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尽可能提供所需的帮助。和大国交往同样坚守信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被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他言而有信”，尼克松也承认，“在同我们的交往中，无

② 《不尽的思念》，第 437 页。

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周都忠实地执行两国签定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