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策思维模式的选择

1930 年，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一度占了上风，使许多反对“左倾” 激进、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遭到迫害，周恩来也在受打击者之中。当时的情况已是中央破产，党内分裂，周恩来本着“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顽强地为平息风波、解救危机而做各方面的工作，乃至“焦头烂额，舌敝唇焦”仍坚持不废。后来为照顾大局，他决定辞去中央职务。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对周恩来是要批评，不是要他滚蛋。②其实是因为当时凭周恩来在军事、组织上的才能，艰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他在党内的威信，实无他人可以替

① [美]约翰·麦·吴德施：《北京全天候人物》。转引自《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 页。

② 参见《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76 页。

代。周恩来就“背着这个担子”继续工作。在工作中他尽力保护受“左”倾路线打击的同志，寻找解救危机的出路，维护党的存在。然而这一切努力都被指责为“调和主义”。到 1932 年，“左”倾中央指示在宁都会议上“无精打击”毛泽东，剥夺他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在会议上的结论保护了毛泽东，并要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左”倾中央就此事指责周恩来所作的会议结论是“调和主义”，说“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①这段历史本来早已作了结论，但在这段时间里身处边境犹相忍为党的心情，直到 1972 年周恩来才公

开表露。以往关于这一点他从未提过。为什么事隔 40 年后重提旧事？其实这“表露”乃是周恩来身处“文革”浩劫中的复杂心情的曲折表达。中国不是一个靠走极端能成事的国家。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成为谬误，这句话在中国具有极为普遍的适用性。事实证明，被指责为“中庸”、“调和”而其实贯穿着辩证法原则的周恩来的决策思维方式，在中国是生了根的，是总理万机、稳定全局所必要的。历史的车轮已沉重地碾过了一段段曲折的历程，当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结论比较明晰之后，人们发现，每次都是周恩来在其中起了“维护全局、谐协整体”的作用。每次在“左倾”盲动、右侧分裂抬头的时候，都是由于他的作用而避免了党的分裂，维护了统一、合作和前进。每次盲动、冒进给党和国家造成危难时，周恩来都沉着地、有时是默默地奉行着实事求是、允中适度的路线，并终于得到人们的诚恳认同，从而在危局中稳住阵脚，走出困境。所以，西方人称局恩来“在处理‘中国的’形势时有超级才能。”

②周息来把自己处理问题、作出决策的这种方法论原则归纳为这样三点：

其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为此，“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③。

其二，“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①。

其三，“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②

这些方法论原则，归结为一种浸透了辩证意识的思维模式——允中、谐协、通变。这是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决策思维模式，也是中国行政所必需的决策思维模式。

一定的决策思维模式，尤其是国家行政中的决策思维模式，都必须服从

① 参见《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第 75、76、77、121、122 页。

②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9、132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9 页、132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2 页。105

于一定的文化背景的选择。古代日尔曼民族一旦摧毁了罗马帝国，实际上也就摧毁了自己的思维格式。中国北方强猛■悍的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思维格式很快就为汉文化所同化，在中华文明中，辩证思维的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具有自己的系统和特色。这一点已为现代思维科学所越来越重视。这个系统着眼于整体的平衡和整体中协调的对立互补，着眼于有别有序的阴阳交感而达到生生不息的循环运动，从而形成了“用中”、“全体”以“应变”的思维格式。这里的“用中”，绝非简单的折衷调和，而是以“中”统摄两极、平衡整体，维持事物运行合于自然至道的一种辩证方法论。由于对生生不息的整体的把握和维持，引起了对“极”的重视，对“反”的利用，对“变”的顺应，对“动”的控制。这种思维格式承认整体自在的生生不息，所以承认两极之分，清醒地估量整体中序位变化的趋势，寻找恰到好处的合理性（即“中”）。着眼于对立互补关系的沟通，借助于不同力量的相互制约，利用和引导对立方面的变化，审时度势，利用“极”、“反”关系，在张弛屈伸中维待或形成合理的秩序，达到对整体的全面控制，通变易而能居常则。

这种思维方式，尤其为具有人文特色的行政所必然要求。因为这种行政追求整体的和谐共处，追求整体自身的生生不息，追求整体“满意”的相互关系模式，所以，必须重视整体中的两极、乃至多极的对立互补与共存，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刚以济柔，柔以济刚”，“德以持法，法以立德”；要以合理适度的“中”来统摄、平衡两极，并使两极实现互补与沟通，从而获得整体的和谐；要利用两极的周行流转，在平滑联接中实现整体的协调变动，防止过度震荡引起系统破裂。所以，中国古代行政中，宰相都拿“盐”、“梅”自喻，以执行“调和鼎鼐”的职能。“盐”、“梅”过多，则太咸太酸；“盐”、“梅”过少，则又淡而无味。所以，要“用中”，“用中”才能“众口咸宜”，平衡全局。故尔蔡元培说：西洋哲学家，除亚里斯多德提倡中庸之道外（如勇敢为怯懦与卤莽的折衷，节制为吝啬与浪费的折衷等），鲜有注意及此的：不是托尔斯泰的极端不抵抗主义，便是尼采的极端强权主义；不是卢梭的极端放任论，就是霍布斯的极端干涉论；这完全由于希腊民族以外，其他民族性，都与中庸之道不相投合的缘故。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论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唯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①

但是，周恩来决策思维中的允中、谐协、通变，决不是传统中庸模式的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仅为他奠定了世界观基础，而且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这使他从两个方面突破了传统的中庸思维模式：

一是传统的中庸思维模式中掺和着浓重的伦理意识，强调“忠恕之道” 的核心，强调由“性诚”而达“中庸”，提倡“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

① 参见《蔡元培民族学论著》，中华书局出版，第 59、61 页。

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①即通过道德内省而进入中庸境界。这不仅排斥了思维中的理性精神，而且通过这种道德内省体悟出来的乃是封建礼教的伦理秩序。周恩来的决策思维模式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的，首先承认存在的客观性与规律的客观性，坚持决策过程中对于客观存在的理性把握，因而，他的决策思维中的“允中”之境的本质乃是寻找恰到好处的合理性，而绝不意味着只是道德上的“忠恕之道”，更不意味着体悟并维护某种伦常秩序。

其二，传统中的中庸思维模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维护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这一点正好显示出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和科学技术新发展的西方近代辩证法的最大不同，它不象西方近代辩证法那样强调对立的冲突和批判否定精神，而强调对立双方的互补互济，以期动中求静。这种哲学品格在现代西方饱受动乱、竞争之心理压力的人们中，很受青睐。但由于过于强调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和常态，往往趋于保守、畏变、求安。周恩来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就在自己的思维中突破了这种保守性。在法国留学期间，他反省自己的“多畏多虑”、“天性调和”②，最终选择了走俄国人强猛激烈的革命之路。从此，革命的辩证法就成为他思维中的有力武器。革命性的否定和建设性的稳定之间的互补，成为他的重要思维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