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的自然有序性

如果说在周恩来决策活动中，“允中”主要是把握两极关系的思维方法，而“和协”则是在两极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多极关系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着眼于用立体化的方式观察和把握事物的全体，追求事物内部多极方面的和谐协同，追求整体内部的自然秩序，实现整体的有序化。

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和”的基本含义是矛盾体的各方平衡、协同、和谐，形成整体的自然有序性。“和”作为价值要求，是在承认矛盾体各方差别的前提下，要求各方互相尊重、互相包涵、互相协调，达到整体和谐，形成一种整体的自然有序性。尤如一首优美的乐曲，虽然由不同的音符组成，但是各个音符之间巧妙搭配，相互谐协，相应生韵，形成了阴阳顿挫、和谐美妙的旋律，似高山流水、煦风行云一样。

这种自然有序性观念渗透在思维活动当中，从而使人们追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追求整体的完美与和谐。20 世纪中期开始的信息革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揭开了系统时代的序幕，使人类关于宇宙整体和谐的意识获得复苏，从而也为管理提供了系统理论的基础。这种管理已不再是对简单的物质

——能量系统的管理，而逐步演化为对复杂的经济、社会——能量——信息的管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交叉，使人类的管理活动更为追求各方的满意和整体的和谐。西方管理界曾经孜孜追求于最优决策，现在当然从理论追求上说，仍没有放弃这一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则逐步倾向于各方满意的满意型决策。最优决策是通过精确的计算，在理论上寻求最佳选择。然而这个理论上的最优方案往往很难找到，就是找到了也往往是纸上谈兵，很难付诸实践。而满意决策既以对对象的理性把握为前提，同时以涉及各方的满意为价值目标，从而保障决策方案的整体谐协。这种决策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管理中已以“和协”的形式呈现过素朴的雏型，而在周恩来的行政决策中则按照现代的方式获得了系统的发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行政己是人民的行政，是依赖于人民的高度自觉性的行政，是具有中国风格的人文化行政，它以人的共识、共鸣、心灵的相互沟通和感应为最重要的行政基础。所以，周恩来在启已的行政决策中，更为努力地追求各方满意的“和协”之境。这不仅是因为最优化决策在可行性上存在着各种障碍，更因为这种决策只强调结果的最佳，孤立地强调政府的决策效能，至于人民响意愿，人在其中的地位，各方活动得是否谐协，人们是否同心协力等等，则遭到了忽视和抹煞。这种决策的思维方式，并不适应于周恩来的行政模式。周恩来的决策活动，则是通过如下的思维途径，以达到各方的满意和整体的和协。

把握重点，照顾各方。中国是一个大国，各种矛盾纵横交织、错综复杂，这本来已要求决策必须力避单向性、孤立化；再加上体制上又是高度中央集权，许多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更要求决策追求全面的协调，照顾到各方。但是，照顾各方又不等于“全面和稀泥”。“全面和稀泥”只是一种

表面的安稳，而掩盖着事实上内部的混乱无序。国而必须抓住重点，把握根本方向。这是周恩来决策思维活动追求整体和协的一个关键。在具体主持筹建新中国第一届政协时，周恩来就提出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时，要照顾各方，但又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但是有了重点，还要照顾各方，因为“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了，我们就欢迎。”①因此他强调，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其反动分子不允许参加外，凡是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都要尽可能吸收进来，使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所以，政协除了工人、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学生代丧、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工商界、教育界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还有自由职业者代表、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代表。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又设了特邀代表。第一届新政协特邀代表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为宋庆龄，有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梁启超之子、建筑专家梁恩成，有前清翰林张元济，海军耆宿萨镇冰，同盟会元老张难先，有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颜惠庆、教育总长章士刽、司法总长江庸，有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还有教育、科研、工业建设人才陶孟和、钱昌照、戏剧界知名人士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少数民族代表赛福鼎、阿里木江，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莲昆、安文钦，劳动界的英雄模范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等。第一届新政协真正做到了把握重点，照顾各方，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协作。

摆正位置，协调整体。由于各种管理对象在性质、特点和功能上的差异性，引起它们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也是不同的。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情况，确定恰当的位置，才能各展其能、各得其所，相互补充、相互呼应，形成整体。同时，位置摆正了，还要使不同对象从整体的全方位视角，认清自己的位置所在，明确自己在整体中的功能，自觉地同其他对象协同动作，求得整体协调。周恩来早在 1949 年 12 月《对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就阐明了这种思想。他说，农业、钢铁、航务等等不同部门，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①怎样才能使管理对象具备整体观念，在整体中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261—262 页。119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7 页。

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动协调与整体的关系、与整体年各方面的关系？周恩来指出，政府决策要体现这样的指导思想，即要让各部门“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总的方针。”只有这样，各部门“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否则，各部门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

理顺关系，综合平衡。位置摆正了，形成了良好的整体结构，为协调整体打下了基础。但是，这里还有个关系问题。如果关系不能理顺，就会出现越位、脱位或越俎代庖的现象，就会打破合理结构，出现整体波动或倾斜。所谓关系主要是两种，一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二是局部和局部的关系。周恩来的行政决策极其注意这两种关系，通过理顺这两种关系来达到整体的综合平衡。首先理顺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整体决策都注意从部门的实际出发，把部门实际作为基础，同时每个部门都要服从整体决策目标。其次是理顺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提出要理顺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以及上下关系，以后又从不同角度不断强调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以达到综合平衡，整体协调。以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正是在综合了周恩来及其他领导同志关于理顺关系的思想基础上而形成的。

周恩来是一位终身重视学习的人。在他晚年的时候，仍然注意把现代系统科学的成果引入自己的决策和管理，不断丰富自己的决策思想。现代西方人讲管理中的系统协调、整体和谐，大多要讲到“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其实，中国搞“两弹”，其工程的组织和管理并不在他们之下。中国的技术设备、财力、物力条件都比不上他们，但是花钱比他们少，事故比他们少，成果同样使世界震惊。这靠的就是组织管理。这一组织管理则是由周恩来挂帅的。据钱学森的回忆，“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 “两弹”研究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该工程占用，可见规模之大。周恩来挂帅负责该工程的组织管理，创立了一整套的管理方法和经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系统工程。”钱学森认为这一套管理“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而周恩来则认为，“我们这套东西将来还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决策思维中已经引入了现代系统思想。他在多极兼顾、整体协调的基础上，进而把管理对象当作矛盾群、矛盾系统来处理，“多极矛盾”的概念已为”矛盾系统”的概念所代替，这使周恩来的决策思维中有了把握事物的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