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差异和互朴

斯诺夫人在讲到周恩来“象毛泽东一样，是极端中国式的”之后，用了一个转折语说，“但又和毛泽东相反。”①显然前者是指他们最深层的哲学底蕴，后者是指他们的外在风格和形式。同一哲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人物，其

①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2 页。

③ 见《我们的周总理》，第 150—151 页。

① 见《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144 页。

外在风格和形式又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常见的，但是，外在风格和形式上的差异又能形成“珠联璧合”、相输相成的互朴与合作，则需要很高的境界。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就有着这种和谐的互补与合作。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略举一、二如下：

方钜成、姜桂侬合著的《周恩来传略》中说：“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性情上那样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只相差五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处事慎重谦让。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往往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例如 1958 年 8 月发动‘大跃进’，而稳健的周恩来却在采取行动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地权衡轻重，审度利弊。”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差别令人瞩目。周的外表、说话的神气以及行动起来，就象个很有修养、文质彬彬的外交家。毛则是粗壮的、朴实的、有吸引力的。”②

埃德加·斯诺写道：“毛是个积极行动家，主要倡导者，创业先驱，也是一个战略大师，交替使用出奇制胜、制造紧张和导致缓和等等各种手法。他是一个对长期稳定状态心有疑虑，对剧变的进度又从来不感到满足的人，但这个人还是讲究实际的，能够耐心等待目标逐步实现。

“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则对此感到厌烦。周会大刀阔斧直抓事物的核心，摒弃无关紧要的东西，必要时采用绕道走的方法，但从来不轻易下赌注，除非他拿了一手绝妙的好牌。革命形势呈现稳定之日，就是周工作得心应手之时，他是创业者，不是诗人。”③

周恩来和毛泽东外在风格的区别，有人比之为“绍兴黄酒”和“湖南辣椒”的区别。绍兴黄酒香浓醇厚，温和宜人；而湖南辣椒味道热辣，锐利激烈。前者比喻周恩来温文尔雅，谦恭有礼，后者比喻毛泽东质朴果敢，一往无前。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外在风格、性格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除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特殊情况外，主要是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第一，个人生活经验不同，所获修养的方式不同。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熏陶，并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哲学精髓有着精湛的把握，后来他们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对传统文化精神实行了批判性的否定，并使之富于 20 世纪的新的时代精神。但是，他们由于所处生活环境有较大区别，所以各自养成的性格基础也有较大

① 见《周恩来传略》，第 130 页。

② 见《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73 页。

③ 转引自《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46 页。

的不同。周恩来出身并生活在破落的官僚家庭，父母两家及嗣母的家庭都是书香门第，所以他所接受的主要是传统的精英文化。传统的精英文化讲究诗教礼仪，追求温柔敦厚的君子风度。加上周恩来幼承家计，备尝艰辛，所以更为显得审慎谦和。毛泽东出身在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对中国的农民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切的同情，他大量接受了传统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富于激进的“造反”精神，所以他质外直率，善于针锋相对，勇往直前。后来他们都投入了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史上有着关节点意义的“五四”运动，嗣后周恩来便去欧洲留学，而毛泽东则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所以在周恩来的性格基础上又多一层现代都市化的风味。而毛泽东则把处事待人的中国方式发挥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二，革命生涯中所处角色地位不同，各自发展自己的特殊性格。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运动中，毛泽东所承担的角色主要是政治领袖、思想领袖，而周恩来主要是组织的领袖、行动的领袖。他们都是中国革命所必不可少的领袖人物，但是又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主要着眼于运动的方向，后者主要着眼于运动的过程，前者主要把握决定性的事务，后者不仅要把握决定性的事务，同时还要把握一切事务；前者注重于人群的代表性意志，后者需关注到一切人群中的意志；前者如写诗，后者如写散文。因而，前者需要更多的激情，后者需要更多的理智；前者需要更多的果断，后者需要更多的耐心；前者需要更多的未来性构思，后者需要更多的现实性构筑；前者需要更多的号召，后者需要更多的组织，前者需要更多的声势，后者需要更多的效率；前者更象面向未来的诗人，而后者更象脚踏实地的创业者。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这样两种具有不同性质特征的角色地位上，各自发挥着自身。

由于这两个方面所引起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性格、外在风格的差异，不仅没有冲击他们内在统一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切实有效的合作与互补。1894 年出生于我国的加拿大外交家切斯特·朗宁写道：

“在毛身上，周看到一个受革命的西方思想鼓舞着的领袖人物，看到一个根据自己是农民儿子的经验而创造发明了一个新型务实主义的中国哲学的人。周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为领导人应具有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民阶层，并且已为导致现代革命的变化献身，只有这种变化，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和挽救中国。

“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作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客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的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绝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够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①

周恩来在毛泽东身上所看到的，和毛泽东在周恩来身上所看到的，正是自身所不具备的特质，但又是一个“改变了的自我”。哲学底蕴上的一致性，使他们这种相互为“改变了的自我”，在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集团中，既在结构上也在功能上形成了和谐的互补。

从结构方面说，相互区别的两极在更深层次上的统一，从而构成一个稳定、平衡、功能协调的整体。毛泽东富于激情，易于冲动；周恩来富于理智，审慎求实，这是动静相济。毛泽东工于思想，静居其内，周恩来工于实行，动于其外，这是内外相济，毛泽东针锋相对，勇往直前；周恩来宽容大度，先礼后兵，这是刚柔相济。毛泽东确定原则，持之不易；周恩来因势利导，善于变通，这是奇正相济。毛泽东独树一帜，立异标新；周恩来海纳百川，求同存异，这是异同相济。毛泽东雄视各方，举重若轻，周恩来沉稳持重，慎于万端，这是重轻相济。毛泽东神游天地，浮想联翩；周恩来总理万机，各得其宜，这是形神相济。如此等等。两极相异而又相济，从而使整体平衡而稳定。如果只是倚重一端，结构就会失去平衡，导致破裂，走向“物极必反”。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相异与互济，在中国社会的领导结构中，是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

从功能方面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和谐互补，造就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中控制机制和动力机制的有效结合，启动机制与传动机制的有效统一。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成功地号召了群众，启动了革命，引导着革命事业发展的方向。作为行政领袖的周恩来，则成功地组织了群众，组织了一切必要的物力和财力，保障了运动过程的正常运行，此两者功能的密切互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领导因素。

但是，并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所有相异之处，都能如上述那样和谐相济。特别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段时间，他们相互间的不同之处，有许多不仅不能互济互补，而且成为他们相互沟通的障碍，甚至表现为哲学层次上的冲突。这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定落后因素的影

响。毛泽东在自己的晚年陷入了个人崇拜的漩涡，因而自己也失去了正确与可靠的自我把握，自己扭曲了自己的形象，使他与原来的自我发生了较大的距离。这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差异不仅明显增加，而且性质内容也越来越发生转化，差异在人格结构中的层次越来越深。这使周恩来的行政哲学面对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