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我之境”和“辩证整体化思维模式”

周恩来的行政之所以能达到艺术化境界，是与周恩来把握世界的特殊思维方式分不开的。

在现代管理中，由于对“无我之境”的追求，整体性思维方式越来越受到管理界的重视，并逐步酿成一场管理思维上的“革命”。因为以权力约束、体制控制为特征的单向制约型的管理，与现代生产、现代社会形成越来越尖锐的摩擦，管理中的“有我之境”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的文化心理越来越不能协调和适应，所以人们追求管理中的“无我之境”。管理中的“无我之境”，贵在管理体系本身自在的和谐运行，而不是外在力量的强制性运行，贵在管理体系本身的“天然秩序”，而不是人为的逻辑秩序，贵在管理体系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效用在分析化基础上的机械拼接。所以，管理者在把握整个管理体系和管理过程时，更需要的是以“有机整体”的方式，而不是逻辑分析的方式；更要强调结构——功能的系统，而不是实体——元素的体系。同时，还由于现代社会中，社会生活的社会化程度、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宏观整体上把握世界的需要与条件越来越发展；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战略家的竞争，管理者思维活动中的战略性成分日益占了更大的比重，整体性思维的要求就更为迫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中的这种竞争，乃是领导层的思维活力、思维水平、思维效能之争。①而在管理实践中看，“愈往高层，领导人就愈无法找到符合决策的明确程序，这就往往要依靠高级管理人员本身的经验、判断力、直觉和创造力。”②这些思维上的特征，也就是整体性思维的特征。本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系统学，既适应了这种管理思维整体性方式的

② 南新亩：《周恩来的一生》，第 496 页。

③ 《我们的周总理》，第 500 页。

① 参见[法]查理斯·H·塔威尔：《第三工业时代——企业的生存战略》，第 3 页。

② A·赛学：《1980 年在天津大学的讲演集》，第 30 页。

趋势，同时也为这种方式的思维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系统学日益被管理界视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哲学”，便是这种管理思维大趋势的明证。

在这种管理思维的大趋势中，周恩来有他自己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方法。他有着严谨的客观主义态度，有着谨慎的现实主义精神，有着“生生不息”的辩证态度，有着高度敏捷的权变意识。他善于在自己的直觉中迅速地把握事物的全部内涵，善于在有机整体的自在运行中实现管理目标。他既有战略家的宏观整体性把握，同时又不失战术家的严密审察，他融对象于自身之中，以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去追求对世界真谛的科学把握，追求世界整体的精美和谐。所以周恩来在行政中能“俯山涵海、运筹天下”、“总理万机、各得其宜”，从而进入使人们心悦而神追的艺术化境界。他的管理思维，在管理的当代思维大趋势中，以其独特的辩证整体性方式而独步一方。

行政中的周恩来，善于以“有机整体”的方式把握整个行政体系和过程。在他的行政意识中，没有绝对分析化的‘机械部件”，没有“经验人”、“社会人”之类的“抽象普遍物”，而有的是自己与之相与共存的人、活生生的具体个人，因而相互间“人格平等”，和谐“共权”。在他的行政意识中，没有对于对象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分割，从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不僵化地死守“元素”在“实体”中拼结的机械逻辑，而是把整个行政体系看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因而行政的秩序和行政的能量不依赖于外在的注入而存在于体系自身之中；行政的运行在于自内启动，自身协调，各方存异求同，真诚团结，达到真正艺术化的“无我之境”。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倾向予以整体性的方式把握世界。但是，这种整体性的把握以经验综合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特征，具有非理性的混沌性。周恩来行政思维中的整体性方式，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科学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因而虽于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有着文化哲学上的渊源关系，但又与传统整体性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传统思维中的整体性方式立足于经验综合的过程性基础，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虽有身与心之分，形与神之分，形上与形下之分，体与用之分，但是身心合一，形神合一，形上不离形下，本体不离作用，混然一体，不能区分，因而是一种非理性的混沌。而周恩来行政思维中的整体性，立足于经验的综合，但不停留于经验的综合，而是在经过理性的辩证否定后，在更高的阶段上达到新的整合。这种新的整合，不再是经验性的具体，而是经过了理性否定的具体，是更高阶段上的抽象的具体。这种整合不再具有混沌的特征，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获得合理的有序性。传统的整体性思维强调心物合一，因而不以认识自然为目的，而以追求真善美合一的整体境界为目的。周恩来在自己的行政中，毫无疑义努力追求着真善美统一的艺术化境界，但同时认为，这种真善美相统一的境界必须以对象性认知为前提。这就是周恩来行政中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思维基础。

行政中的周恩来极为富于灵感，他善于通过直觉迅速把握事物的整体并

领悟其全部本质。这是现代社会中领导者不可缺少的思维素质，而周恩来这一素质特征则更为明显。这是他的行政达到艺术化境界的必然前提。周恩来在谈艺术作品时，就肯定这种灵感式的“偶然得之”。他说，“作品的产生，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的基础上

的。这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①正如诸葛亮论治国行政，谓“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在众多而深刻的积累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灵机一闪，心领神会，有如“偶然得之”。现在世界公认周恩来的“乒乓外交”是一件“精美的外交艺术品”，而这艺术品的产生就是周恩来这种灵感式的“偶然得之”。当尼克松从华盛顿发出想改善对中国关系的含蓄信号时，周恩来沉着以待时机。1971 年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一天，美国乒乓球队运动员格伦·科恩等汽车接他去体育馆，中国乒乓球队乘坐的大轿车经过时，停下来让他上车。车上，科恩就和中国运动员交谈起来，并互相交换礼物。中国领队十分担心，怕闹出不愉快的“政治事件”来，就谨慎地报告了国内。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同意这种友好交往，并告诉中国领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此就开始了“乒乓外文”，最后实现了“以小球转动了大球（地球）”。这一极小的偶然事件触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一下在乒乓球队的交往中包涵了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全部可能性。这种交往的人民性、从僵持走向和解的平滑联绪、在意识形态对立中的求同精神、虽对立却不妨碍友谊的竞赛风格、等等，一下都在这“乒乓往来”中体现出来。所以这一成就的获得，是一个“天成”的艺术创作。

这种灵感式的创作，往往需要对事物的迅速直觉，能够在一瞬间突然领悟并把握全体。因而这是整体性方式把握世界的有效手段。这种思维方式，富于强烈的创造性，具有逻辑思维所无法替代的功能，这一点除为现代思维科学所重视，且为管理界、尤其是高层管理界引为管理思维之必备素质。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思维中有着很深的传统。传统的整体性思维以经验综合为基础，从这一基础飞跃而进入全体或整体，靠的就是直觉。但是，周恩来行政思维中的直觉，与传统思维中的直觉并非同一模式。传统思维中的直觉排斥逻辑思维，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理性，重顿悟而轻论证。由于没有必要的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而周恩来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否定了这种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他的行政思维中的直觉、灵感、创造性奠基于对于对象的深刻理解、奠基于对于对象的全面透视，乃至于这种理解和透视的结果不仅存在于显意识之中，而且进了潜意识层面。所以，周恩来行政思维中的直觉，灵感，是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是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这就是他一贯坚持的“科学精神”，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的基础上的。”

① 《周恩来论文艺》，第 70 页。

追求行政中艺术化境界的周恩来，思维中内省的倾向很强烈，他重视自我修养。在这种修养的过程中认识自我，把握自我，超越自我，既有“知人之智”，又有“自知之明”。周恩来终身强调自我修养，提倡“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种向内的追求，使他在个人人格上成为中国人的楷模，使他的政务活动成为人们乐而向往的行政，使他在自己的政务活动中“出神入化”，“从心应手”而“不着人工”。这种“修养”是现代管理界十分重视的一种思维品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总经理雷蒙·柏依乌说，“我的干都是非常良好的技术员，但他们逐步晋升后，除技术以外，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个时候，我的干部就缺乏这些东西，⋯⋯二十五年前，当我进入公司的时候，我还是年青的工程师，而我的工作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属于技术性的，今天，我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活动所要求的事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大概你们叫它是修养。”①技术可以通过知识训练来获得，这种“修养”是无法通过一般的知识训练所获得的，这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并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进入深层的反思，把握其中几乎是难以用逻辑符号来表述的真髓。

中国的传统思维也极为重视这种个人向内的追求，乃至于要“一日三省乎已”。这种内省主要是道德上的自我体悟、自我反思，并企求通过道德内省体悟出宇宙万物的真谛。而由于这种内省过程中强烈的道德氛围，使反思的过程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价值判断，以至取代了真理判断的地位。周恩来也极为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但是他并不把“修养’仅仅看作是一种道德内省。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他坚持事实判断的基础。因而内省的过程，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评价，而且是逻辑上的再次判断；不仅有情感上的体验，而且有本体上的认识；不仅解决价值选择问题，而且解决规律认识问题。这才使他的行政既富于对人民的热烈情感，同时又能实现人民的现实功利。这就是他的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的和谐统一，是他的行政既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就，而他自己又时时”淡去”的这种艺术化境界的思维根基。

① 转引自曾仕强著：《中国管理哲学》，第 1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