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戒慎恐惧”的行政心态

1936 年，埃德加·斯诺到陕北第一次会见周恩来，他得出结论说，“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合理而实际。周在南开时（⋯⋯），常常在学校戏剧的演出中演女主角。我在百家坪遇见的这位坚强、有胡子和不易动情感的战士，却了无娇气。但却有魁力——一种混合成分中的特质”。35 年后，即 1971 年，斯诺再次和周恩来长谈，这时他发现周恩来仍“具有工作精密细致的无边能力”，“周迅速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必要时丢弃不实际的东西，而且他决不行险侥幸——如果没有王牌在握的话。”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领导人有着根深的了解。他关于中国的著作被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称为‘经典之作”。他关于周恩来的第一印象和数十年后认识的一致性，表明他确实理解周恩来的精神内蕴。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3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0 页。

① 转引自《周恩来访问记》，香港万源图书公司 1976 年版，第 13、94、35 页。

“冷静”、“合理”、“实际’、“决不行险侥幸”，周恩来的这种工作心态早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性格基础。他的养母文雅沉静，处事十分小心， 周恩来从她身上继承“好静的性格”。同时，他的生母善理家务，和他自己十岁、十一岁就独立支撑周家门户的经历，使他养成处事老成持重，审慎务实的习惯。周恩来的这种性格基础，后来演化并成熟为一种“戒慎恐惧”、“临事而惧”、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行政心态。这种演化和成熟的过程，从客观方面说，是特殊的中国行政内部机制运行所要求的，也是这一行政环境所造就的。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行政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普遍超越性的体制， 管理者只是体制发生作用和实现效能的工具。所以，管理者只对体制负责， 只履行体制所规定的义务，只对体制承担责任。他们也讲究行政行为的谨慎， 但这只是谨慎地把自己的行为规范在体制、主要是法律的范围以内，而并不因自己的行为直接发生对管理对象的道德、道义上的责任。由于体制之规范具有客观的确定性，管理者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性质有着比较明确的把握，而且管理不因自己的行为直接发生对管理对象的道德上的责任，所以他们一般不会产生“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式的心态。而在中国传统的行政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存在着（或多少在名义上存在着）共存共济的关系，所以管理者的行为对于被管理者来说，有着直接的道德、道义上的责任。由于道德、道义上的责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所以管理者必须时时审慎地检点自己的行为。加上管理者的行为必须能够足以唤起人心，一旦不慎，溃于千里之外。所以管理者之于民众，“过及十一，祸倍百千”，这就要求管理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①这种管理心态，曾经与管理者作为恩赐的角色相联系，而在周恩来的行政中则获得了新的升华。

从周恩来主观的行政意识方面说，“戒慎恐惧地工作”，首先是基于领导者必须重视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中国革命是民众自己的事业，胜利的根本力量源泉在于民众。而周恩来认为领导群众不能靠命令、不能压服，领导群众必须靠说服、靠交朋友、靠干部的模范作用、靠和人民的心灵沟通。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管理文化的准确把握，周恩来强调干部的管理行为以及个人的人格形象关系到人心的得失，影响到事业的成败， 因而必须审慎检点自己，维持自己行为的纯洁性和高尚性。由于对这种管理背景的深刻认识，他在 1943 年提出“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①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他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进入国统区，面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风貌的。所以他极为谦虚谨慎，时时处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真正“戒慎恐惧地工作”，这使他赢得了人心，争取了多数，不少人“闻其风而悦之”。当时远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周恩来了不起，真

① 唐甄：《潜书·远谏》。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2 页。

了不起。”党外人士刘仲宽则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了周恩来的形象”。②

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戒慎恐惧”的管理心态，更主要的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高度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这种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心和义务感，使他对人民的甘苦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人民的任何一点疾苦都会引起他内心的深深自责；任何一点对人民的不尊重，他都会认为是对自己的政治良心的亵渎； 对在维护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点疏忽，他都不能容忍。在他的内心，始终存在着无法充分解脱的责任感，因而也使他总是处于严于自责，严格自律、顽强自励的心态之中。他常常严肃地作自我批评，有时甚至是“代人受过”， 连毛泽东也说，“周恩来自我批评做得太多了”①。但是他的自我批评总是极为真挚，极为感人，因为他是出于自己的政治良心。尤其是在 50 年代下半期以后，他看到人民由于领导的失误而遇到种种困难，这种自责心理更为强烈， 也更为深沉，内心的痛苦常常使他老泪纵横。他只是以顽强不屈的工作，以常人无法承受的过度辛劳来抚慰这种高尚的政治良心；只要能在可能的缝隙中挤出一滴滋润民众的水滴，他就甘受各种屈辱，甘作各种牺牲。西方人视这种心态为“东方原罪感”。其实中国人重现世，并无先验性的“原罪”意识。中国人是在相互依存的现世生活中，体悟到入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相互体恤、相互慰藉的极度宝贵性，因而在管理者的心中，总是沉积着对于被管理者的更多的道德义务，怀着对被管理者的更多的忧虑。范仲淹说“古仁人之心”，是“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乎。”②然而天下未必时时有乐，却肯定时时有忧，所以在“古仁人之心”中， “先忧”乃是主导性的心态，“优济元元”乃是正直管理者的主要的心理特征，这甚至使一些愤激之士产生对“乐”的心理排斥与鄙视。这种“忧济元元”的”古仁人之心”对于周恩来的行政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恩来已经否定了“君、天、民”的混沌统一，而把“忧济元元”的道德义务对象定位在作为历史主体、国家主人的劳动大众上。这是周恩来“戒慎恐惧’的管理心态的根本渊源。

周恩来这种“戒慎恐惧”的管理心态，在管理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的行政活动中更加强化起来。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在世界近代史上开始落伍的农业大国，人口却又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所以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本来就需要十分冷静的头脑和十分谨慎的工作。可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激起人民高涨的热情，有的领导人在这种普遍高涨的热情中自己也失去了科学的理智，想凭藉这种热情去实现事实上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② 参见《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3 页。

① 转引自方矩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第 54 页。

② 范仲淹：《岳阳楼记》。

结果给人民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这使周恩来十分痛心。尽管一再坚持“反冒进”，反“大办”，并为此而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可是他仍然为这种局面的出现而引以自咎。1961 年 1 月，他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粮食、钢铁、煤炭、木材等方面的严重情况后说，“讲到这里，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在困难面前，希望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优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许多事情不能只责怪地方，也不能只责怪各部，我们也有责任。”①第二年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回顾三年的困难经过，总结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做自满不得， 丝毫大意不得”。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