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于存异，方能求同

要团结最大多数，必须找到求同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又是以承认个性为前提的。这就是“存异’。这是周恩来一个十分明确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存在着一种求同的群体意识，这种意识把求同建立在抑制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从而使人们成为同一模式的个体复制，妨碍了创造力的发挥。周恩来肯定了传统群体意识中“求同”的积极面，而否定了抑制个性的消极面。他指出，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个性都是不同的，求同并不是要抹煞个性，扼制个性的发展，而是在承认个性发展前提下的求同。他强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要特别注意“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①他提出，处理民族关系，要看到民族不同，文化各异， “我们自己提倡民族化，也要尊重人家的民族化。”②他强调，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不能拿我们所有的原则要求别人接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国，信神，信仰上帝和真主。这些“异”谁也说服不了谁。意识形态问题是不能强加于人的。再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明确写着人民信仰自由。⋯⋯所以意识形态的“异”就只能让它存在在那儿，只能让人家自己去选择、去解决。他所提出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两条原则即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是“求同”，那么前三条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是承认各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88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9—30 页。

② 《周恩来论文艺》，第 181 页。

国的个性，就是“存异”。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周恩来在处理人际间、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时，处处显示出一种量大而能容人的气度，能够在共同的基础上允许各种风格、各种个性、各种思想意见的存在。1961 年 9 月英国退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的一个小插曲，就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的这种哲人气度。9 月 7 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第一，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都承认有两个德国—

—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同恩来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但是，蒙哥马利在洛阳访问时，当地为他准备的文艺演出他不看，散步时闯进一家小剧院，当时该剧院正在演《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他退了场，回到宾馆，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对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告诉他，现在解放军还有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钦佩，不知道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就驳斥他说，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照英国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弄得蒙哥马利无言以对，显得很窘迫。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批评了熊向晖，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么多年外交工作，还不知道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事后，周恩来专门了解了蒙哥马利的文艺爱好，知道他喜欢看杂技和口技，于是从文件柜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折子戏《木兰从军》。周恩来对熊向晖说，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这不仅对蒙哥马利个人，也是对他所代表的民族和国家个性的尊重。这使蒙哥马利十分满意。1962 年，蒙哥马利的《三大洲》一书出版，书中大量叙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景。①求同不可简单划一，必须承认个性的发展，这就要求管理者本身有虚己揖让的哲人风格。因为个性总是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而这些个性又常常与管理者本身的个性不一致，基至相冲突。只有虚怀着谷，才能广纳天地万物，尽得百家之长。在这方面，周恩来的品格是世人倾慕的。

周恩来与任何人相处都相互尊重，完全平等，凡事总是让别人先人表意

① 熊向晖：《于细微处见精神》，见《不尽的思念》，第 393—395 页。

见。侯外庐回忆说， 40 年代初，周恩来坚持在重庆时，他在学术界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当时进步学术工作者中有一个读书会，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库、翦伯赞、侯外庐、王寅生等。周恩来也常去参加。侯外庐说：“当我们讨论热烈的时候，他则通常是静听不语。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同志与会时，读书会的成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大家丝毫不觉得拘束。有时，他也发言，那是一种完全以平等身份发表意见，探讨问题的发言。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是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他为意见能有这样的力量，并不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而是由他在大量的学术问题上，就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透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所决定的。”②在周恩来的行政活动中，他的一切行动和决定都受一条基本原则的指导，那就是对人民是否有利。他作为政府首脑为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事先都要与周围的同志反复商量。对下级干部的意见，不管是他自己去征求的，还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都很重视。

周恩来很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对于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他说：“有不同意见的人限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越辩越明。”“他幽默地说：“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① 他主张共产党员要交敢于提意见的畏友，习惯了就成为诤友了。因此朋友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在他面前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顾虑，不用怕冒犯他的尊严而守口如瓶。一次他对办公室一位喜欢说“总理的意见完全正确，我毫无保留地支持”的奉承话的人说，“我们谈话、开会，是讨论问题，权衡利弊，提出不同意见，以便得出正确的意见。我喜欢听到与我不同的意见。不要总是说‘同意’或‘支持’。”②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坚持正确的判断，必须善于说服和教育有不同意见的人，“要善于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一切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扩大矛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③同时他主张一个好的领导也应随时准备放弃错误的决定，要有度量和勇气向别人的正确观点低头。他只要发现自己有错误，就真心诚意地检讨，从不讳言他的不是和所犯的错误。他还主张一个好的领导要“严于责已，宽于责人”。他所领导的工作有了问题，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而且帮助有关同志尽快弥补损失。

周恩来对待别人的缺点、错误，能推己及人，能够理解、谅解、真诚地帮助别人，耐心地等待别人改正缺点错误，比如建国初期，我国知识分子刚从旧社会过来，有的人身上带着旧社会的烙印，因而面临着一个适应新社会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122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29 页。

② 《周恩来传略》，第 54 页。

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58 页。

的思想转变问题。周恩来对待这些知识分子，最反对用“剑拔弩张”的态度，他自己也没有俨然以一个教育者的面目出现。他从不对别人指手划脚，更不以一个板起面孔的改造者的身份对别人横加指责。他总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分析他们存在缺点、错误的原因，给予应有的理解和谅解，帮助其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当有人指出中国的科学家门户之见严重时，周恩来就指出， “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份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以上是说在共产党内也还存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他指出，“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①他反复强调，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他说，他曾遇到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他说，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进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①他说，有人觉悟得慢一点⋯⋯也要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互相学习。“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②。周恩来这种虚已容人的品格，不仅使知识分子，而且使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感到他的真诚亲切、可信可赖，虽受到批评，但轻松自如，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