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谐共处中的人格平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你们都是兄弟，可是上帝对你们的造法不同。你们之中有些人有命令他人的能力，在这些人的组织之中，上帝和了黄金，因此他们也享有最大的光荣；有些人乃是上帝用银子所造成，只是附属品；还有一些人是要做农工的，则是上帝用铜铁所造成。”①这种从自然人格到社会人格的分离和不平等，在西方文化意识中是一种深深潜藏着的观念。” “你们都是兄弟”，所以在权利关系上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在事实上人具有“金制成”、“银制成”、“铜铁制成”的区分，因而只能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绝对的命令，支配和控制。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中，没有这种人格绝对分野的观念。中国人的主导信念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 的区别，但同时认为绝大多数都是平等的“学而知之”，他认为自己就是“学而知之”。“上智下愚”、“性三品”等等说法，乃是基于“性相近，习相远”而立论的，并不在“上帝造人”的阶段就承认存在人格上的绝对分野。因而在人格关系上只能引伸出同舟共济、互爱互助、相互尊重式的共权管理，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支配和绝对命令。然而浓重的宗法伦理

① 转引自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第 26 页。

意识对人的抽象整体化，使“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能性逻辑前提引伸出民为“天”的整体符号化的结论。“天”派自己的“元子”（即“大儿子”， “天子”的原义为“天之元子”）来关怀、恩顾、“养成”众民，众民以天的“行与事”而表示对天子的庇佑。②

唯物史观使周恩来的行政，和这种以恩赐和拥戴为特征的组织管理方式实行了根本性的决裂。在国家的组织管理活动中，他不满足于人与人之间仅在形式上具有法权关系上的平等，更反对用抽象整体化的方式把“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意识变成整体符号化的空洞逻辑前提。他所追求的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事实，（毛泽东用诗歌表达了这种理想的情感：“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在国家组织管理中“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真实的人格平等，并且以这种人格平等作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国家组织管理方式的人际关系基础。

这种事实上的人格平等，首先否定了政府官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在周恩来的哲学中，这种否定决不仅仅是在法律所确认的权利范围内，而主要是在相互人格平等的层面上。因而在他的行政中，固然努力保障对方的法定权利受到尊重，而且尤其发自内心地关心对方的人格受到尊重。在 50 年代初期，身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曾经亲自为一位下级干部

送葬，并且自己给他抬棺材。事情要追溯到 19 年前的长征路上，当时周恩来因患伤寒，连续高热五、六天不吃东西，行走已完全没有可能。这时陈赓同志亲自任担架队队长，决心把周恩来抬过草地去。当时任兵站部部长的杨立三自愿加入了抬担架的行列。长途跋涉，冻馁交加，本来徒步已很困难，何况还要抬着担架。同志们的这份情谊，使一向尊重他人、关怀他人的周恩来深深地动了感情。直到 19 年后，杨立三同志去世，周恩来已是国务院总理，他坚持要去给杨立三送葬，并且坚持要为杨立三抬棺（当时尚未实行火葬）。中国人重生因而也重死，送葬、抬棺，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对死者最大的人格尊重，也是对生者表示一种人格互重的信念和信心。这是周恩来获得中国人民爱戴的一个基本点。

周恩来确信人民群众在他行政中的共权地位，当然首先因为在法律关系上确认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国家主权的平等享有者，然而在周恩来的行政意识中，人民群众的管理共权地位的确立，更多的是由于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人格平等，以及对于人民群众的人格信心。他给干部讲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时，也主要是在这个层而上启发干部认识到与群众的人格平等。全国一解放，周恩来就教育干部“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讲的主要不是干部、群众之间在法律关系上的平等问题，而主要是在相互人格尊重、情感沟通、道德信义上的平等。刚进北京城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从陈云同志的电话里知道，“王府井的霓虹灯亮了”，这表示已是十分调敝的经济开始走向恢复。周恩来决

② 孟子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见《孟子·万章》。91

定立即去察看。可是到王府井一看，百货公司都在结帐，并向外撵顾客。一打听，说是有中央领导来。周恩来听了很生气，立即批评警卫人员说，“是不是你们又通知了警卫局？这种做法要不得。在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的敌人统治区，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什么都不怕，人民和我们一齐打垮了蒋介石。今天，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解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怎么反倒要同群众隔离呢？”①

正是基于上述观念，周恩来把自己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的角色看作是“人民的儿子”。1966 年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大地震，周恩来在灾区农村沿家挨户视察时，看到一位老人因家破人亡而痛哭不已，这时周恩来也情动于中，不能自禁，对老人说，“你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吧！”②这种情动而发的心声，是周恩来在人格层面上尊重人民的哲学意识的自然流露。在中国传统的国家管理中，人们都把管理者视为“子民”的“父亲”，或者是“■民” 的“长兄”，而周恩来则视国家的组织管理者为人民的“儿子”。尽管在周恩来这里，这样的用语只是一种表达角色特征的象征性用语，但是已表明国家生活中的组织管理者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组织管理者从“恩赐者”的角色转变到“服役者”的角色，从而在事实上实现了与民众的平等以及对民众的人格尊重。共产主义者，并不象某些偏见者所指责的只有斗争哲学。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周恩来，有着对整个人类的普遍人格尊重的特殊博爱精神。他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是这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也是这样。周恩来每次出访，都把这种博爱精神带到这些国家的国土上。每次访问结束，他感谢该国领导人的合作和热情，但同时也都一定要找到汽车司机、宾馆和饭店的厨师、机组人员和保安人员同他们告别，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和帮助。他对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所雇佣的在当地被视为最下等的印度“贱民” 表示特别的关怀，同他们逐个握手，表示慰问。当地的这些“贱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从事打扫厕所、擦洗地板等被视为最卑贱的职业。他们是被社会摈弃的人，除了自己种姓内的人以外，谁也看不起他们，谁也不愿意对他们表示礼貌。所以周恩来的举动使新闻记者们大为诧异，并一时爆为新闻。

人格平等，必须表现为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平等。尤其是在国家组织管理活动的领域里，这一点最容易受到冲击，因为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所体现的管理功能常常和管理者的个人价值混在一起，因而导致否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社会价值的同质性。而如果不能确认管理双方价值的同质性，管理中的人格平等就会是一句空话。传统社会中为什么“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始终只能是一个抽象符号化呐逻辑前提？为什么在名义上“民贵君轻”，而在事实上“君王至上”、“官贵民贱？”因为“恩赐者”的“泽被四方”和“顺

① 转引自甄小英编著：《周恩来，坚持党风的楷模》，第 107 页。

② 见宋庆龄：《怀念周恩来总理》。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 页。93

从者”的“感恩戴德”，无法获得价值上的同质性。而在具有现代文明的西方世界，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性和人与人之间社会价值的差别性，是同样公开承认的。温斯顿·丘吉尔把所有的人都比作虫子，而认为自己是虫子之中的唯一的萤火虫。夏尔·戴高乐当法国人并不迫随他的政策意图时，他当众大骂“法国人是畜生，就是畜生”。康德拉·阿登纳把自己比作政治竞技场上的角斗士，而把自己的德国同胞们看作是“吃肉的绵羊”。①而周恩来却坚定地认为，“个人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②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共同点上，周恩来明确了国家组织管理中的管理双方所具社会价值的同质性。周恩来在行政中的人格平等的第二点表现，就是这种管理双方社会价值的同质性与平等性。

1961 年夏天，周恩来、陈毅和上海锦江饭店的服务员聊起服务员倒茶的意义这个话题。周恩来说，“服务员主动热情地招待外宾，外宾往往把它看作是我们国家对他们的尊重、有礼，有时候比我们说几句还有效。”“我们代表国家会见外宾只不过一、二次，三、四次，你们天天在接触外宾，你们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陈毅赞成周恩来的观点，说，“你们是服务员，我们也是服务员，是‘大服务员’，我们大家都要把服务工作做好。”③周恩来早年就立志“服役”于社会，终身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职责。他既操劳于国计民生，以此来服务于民众；同时也在许多最细微处为民众着想。他得知北京市市内公共交通拥挤，就自己去乘公共汽车，了解群众的要求，体验乘车的困难，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到商店去观察，发现有的商店只经营皮鞋，不经营布鞋，而且皮鞋尺寸瘦小，不合顾客要求，他就比划着向店家说明劳动人民脚比较肥大，购买力也有限，所以要增加经营布鞋和适合脚型肥大的鞋。

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意识，周恩来对于基层群众，对于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具体从事服务工作的人员特别尊重。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是总理接待宾客的主要场所。在这里，每遇到服务员、理发员，周恩来几乎总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并相互热情地打招呼，问长问短，亲如家人。每次在店皿理完发，他总要站起来同理发师热悄握手道谢。他常常亲自动手，和服务员一起做服务工作，并平等地交换意见。新中国刚成立时，周恩来常和服务员一齐准备欢迎民主人士的宴会。因为当时的服务员大多从根据地来，对民主人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不熟悉，缺乏服务经验。这时，周恩来总是提前赶到，带领服务员检查筷子是否干净，碟子放的位置是否合适，还讲授菜肴怎么上法，碗应该怎么端，怎样防止汤菜撒在地上等等。当服务员有了疏忽或失误，他能不批评就不批评，即使批评也十分婉转。有一次一个外

① 参见尼克松：《领导者》，第 7、77、187 页。

② 转引自《周恩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57 页。

③ 转引自《财贸战线纪念周总理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9—100 页。95

国芭蕾舞团来华演出，他提前赶到剧场，检查场地。检查中发现一颗钉子露出台面约有 1 厘米，他亲自拿起锤子，把铁钉敲进木板。公务人员们都非常内疚，可周恩来只轻轻说了一句：跳芭蕾舞的演员一旦踩到这颗铁钉，脚尖怎么受得了？有一次，服务员为他刮胡子时，由于他一声咳嗽，服务员不小心把他的下巴刮破了。服务员连忙道歉。周恩来却宽慰地说，“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有事先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直到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仍然记着和这些服务员们的人生情谊。1975 年 9 月，他知道自己以后来北京饭店理发的机会不可能再多了，于是提出和理发员们合一张影。可是一位常为周恩来理发的师傅心肠好，说有些理发员不在，等下次人到齐了再合影。没想到这就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北京饭店理发。

周恩来行政中的人格平等，第三乃表现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互为师友的关系。这种互为师友的关系是人格平等原则在行政过程中的外在表现，是双方社会人格的同等性和双方社会价值的同质性的必然结果。在按照权利平等原则结构起来的国家组织管理中的双方关系，是平等的权利义务的双边交换关系。选民们通过选举，把管理的权力让渡给政府，而政府则对选民承担着保障其争取个人利益和个人成功的权利的义务。政府对选民承担着保障其权利和必要的公共秩序的义务，而选民相应则承担着服从政府管理、履行国家行政意志要求和规范的义务。选民对政府保留着终极的否决权，政府对选民保留着终极的管理权。所以，管理双方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是互相承担权利和义务的双边契约关系，是商业交换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组织活动中的投影。周恩来并不否定这种双边契约关系在现阶段仍然存在的价值，但是，就他的哲学本性来说，周恩来并不认为人与人之间仅保留这种冰冷的双边契约关系就够了，他愿意看到人们相互之间有更多的“人情味”。在他的行政中，从权利平等向人格平等的本质性的跳跃，使国家的组织管理者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外在体现，决不仅是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与相互约束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互为师友的关系，是在行政的过程中互为先生、互为学生、互为知心朋友的关系。

西方政府人员也强调学习，接受教育，但是他们只讲学习法律知识、管理技术以及科学文化知识，而不讲向民众学习，尤其是在行政过程中绝不包括向群众学习的内容，因为他们与民众只存在按双边“契约”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在中国的行政传统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是同舟共济、甘苦与共的共存体成员，因而在管理中素有管理者向民众学习的传统。《左传》襄公十四年条说：“自王而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替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循于路”。《国语·周语上》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瞽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矣”。孔子从根本上对这一行政

特征作了说明：“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君从先进”。①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礼乐的本质乃是起源于农村庶民的日常生活。因而学礼乐之大道，应该从“野人”学起。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在国家生活中，就是国家制度对民众日常家庭的血缘伦理关系的复写，“六经之教，原本人情”②。所以治国者必须“学于众人”，“学于众人“斯为圣人”。③

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种治国者“学于众人”，其核心是要使治国者从根本上把握治国的纲常伦纪，治国之“礼”。这一核心遭到了周恩来的否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恩来确立了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知识、经验、智慧、情况和力量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长期脱离群众，就会“枯死”、“铜死”，思想僵化，才智枯竭，情况不明，意志衰退。因而他诚恳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反复教育政府工作人员“要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向有经济建设经验和知识的同志学习，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④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要向群众学习。他说，“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

向人民群众学习，在周恩来的行政中并不表现为游离于行政过程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活动，而溶化于行政过程之中，成为行政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当群众学生的过程，在行政中也就是集中群众意志、集中群众经验和智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必然延伸就是“到群众中去”。前者是以人民群众为“先生”，后者则为人民群众作“先生”，也就是用教育、说服的方式来推行行政。周恩来认为，“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不是去命令群众，不是运用权力去支配群众，也就是说，不是迫使群众以绝对义务者的身份去履行政府的管理意志。他说，“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

行。”①也就是说主要通过教育、说服、动员、启发自觉的方式。中国行政，历来就有“教”高于“政”的传统。中国官吏，皆以“师”自许，以“师” 自荣，认为“养道，民生先务，有司首政也。”②这是中国共权式管理区别于西方专制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传统社会中的这种“教”，乃是以宗法伦理之道教化天下，所以只求使民“各安其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周恩来正是基于这个前提，认为政府的行政过程应该同时是教育人民、动员人民、使人民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

① 《论语·先进》。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

③ 章学诚：《原道》。

④ 参见《财贸战线纪念周总理文集》，第 27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1 页。

② 吕坤：《实政录》卷二“民务·养民之道”。99

在行政中，管理者与人民群众不仅应结成互为先生、互为学生的关系，而且应该结成互为朋友的关系。如果说互为先生、互为学生的关系，外在体现了人格平等原则在行政中的角色平等互换，那么互为朋友的关系，则是外在体现了人格平等原则在行政中的角包平等兼容，这为行政中的相互沟通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周恩来终生重视与同志、与部下、与人民群众的友情。他认为领导干部就是要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他自己诚恳地把行政过程看作是和所有相关人的朋友式的合作共事，尤其是看作和人民群众的朋友式的合作共事。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有一个周恩来与熊向晖打赌的小小插曲，很微妙地表露出周恩来的这种行政心态。当时，中国代表团准备举办电影招待会，放映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剧片《梁祝哀史》。可是在试放时，由于大多数西方人既不懂剧情，又不懂歌词，都纷纷走掉了。所以熊向晖就准备把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一个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并译成外文散发出去，然后再举行招待会。周恩来批评他这是在搞“党八股”，“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然后周恩来给他出个主意，在请柬上只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在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悲剧性介绍。周恩来说，“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熊向晖照此办理，结果大获成功，当熊向晖把这事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就对服务员说：“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指熊向晖）的帐”。

①周恩来一向认为，行政活动就应该在这种朋友式的友好合作中进行。

因此，他一生极为乐意、而且极为诚恳地和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交朋友，并且相互视为“知心”，视为“至交”。在中南海，他常与普通工作人员一齐排队买饭，围桌共餐；在农村，他和农民一起吃窝窝头，喝小米粥，而且遵照中国人家庭的习惯，不等人到齐了不动筷；在工厂，他和工人一同劳动，喝一样的盐汽水，每到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等接待外宾和有国事活动的地方，他都到处走走看看，和服务人员打招呼聊天，或者一齐动手干活；服务人员结婚，他和邓颖超以普通客人身份参加婚礼；送上一束鲜花。中南海的摄影师徐肖冰描述周恩来的这种内在精神说：“周恩来与群众交往时，并不是把自己当作官，恩赐似地去“近”人，他发自内心地把自己看作普通人中间的一个。同周恩来谈话，无须“仰着脸”。他不是高高在上，他就在你我他之间。①

这种与天下人诚恳为友的精神，使他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国内国外、各行各业赢得了广泛而真挚的友情，获得了无法计数的朋友。人们公认，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朋友最多的一个。即使是在接待国宾的重大活动中，他都处处显示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中国传统文

① 熊向晖：《于细微处见精神》。见《不尽的思念》，第 391—393 页。

① 转引自甄小英编著：《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第 106 页。101

明精神。他常常亲自向国宾介绍住地的环境，介绍卧室、会客室以及各种生活设施，给人以来到一位知心的老朋友家作客的感觉。1963 年 6 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到东北沈阳访问。6 月 21 日是崔庸健的生日，周恩来瞒着他为他准备了一次具有朝鲜传统风格的祝寿宴会。准备中，周恩来定做了寿桃、寿面，同时外加了一份煮得很软的高粱米饭。宾馆服务员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们不知道崔庸健过去曾在中国东北的深山老林中与中国同志并肩抗击日军的历史。周恩来向服务员解释说，崔庸健曾与我们共过患难，吃高粱米饭会使我们回想起过去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不过，这高粱饭一定要煮得很烂，因为我们的岁数大了，只能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这次生日宴会，饱含着老战友的旧情，又充满着邻邦友好的深意，使崔庸健深受感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周恩来终其一生的全部政务活动，都充满了这种对同志、对人民、对一切进步人类的纯洁而高尚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