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华人文精神的升华

我们并不讳言，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发展中遇到过各种曲折，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的发展中也遭到各种扭曲。其中有一段特别突出地表现为过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性，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过分强调了人们相互间的整体共同性，而忽视了人们相互间的个体特殊性；过分强调了人对于组织整体的服从，而忽略了在组织整体中个体的自由发展；过分强调纪律强制对于人的控制，而忽略了人们相互间的情感沟通；过分强调各种社会成分的相互矛盾与对立，而忽略他们可能在统一目标下的共存与互济；过分强调通过国家力量使社会所处状态的整齐划一，而忽略社会通过自身力量获得人们相互间的沟通与谐协⋯⋯过多的形式主义、命令方式使一些人变得冷漠起来，过多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一些人相互间产生隔膜。因而，在社会主义与人情、人性、人格等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少人产生了误解与曲解，也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制造了口实。然而这一时期，周恩来却以其中华人文精神所独具的哲学意识，使自己的革命活动、特别是自己的行政活动独具温厚和谐的风格，洋溢着中国人所特别向往的人间情怀的温馨。

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这样说，“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单调而一致是一个通则，但是，周恩来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才智过人，有吸引力，学识渊博，他不但能把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①周恩来的政务活动，之所以特别具有吸引力，之所以能够把各种人、甚至在必要前提下包括自己的敌手统一到自己身边，当然与他的“才智过人”有关，但更因为他与人们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2、65 页。

① 转引自《外交巨擘》，第 140 页。

有着深深的心灵沟通，他有着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对人的充分肯定与尊重，而且自身有着崇高的人格修养，是升华了的中华人文精神在他身上所显示出的特殊魅力。周恩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没有关于辩证法的长篇巨著，但是他却把科学辩证法的灵魂溶化在自身的哲学原则之中。在他所处的时期，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尚存不完整认识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了自己的哲学原则，他毫不留情地对传统儒家礼教实行了根本性的清算，但是并不因此而抛却曾经采取了儒家礼教这一形式外壳的中国人文精神。而且以科学唯物主义的勇敢精神，面对着一些人在人的问题上的浅薄认识，面对他们对人性、人情的粗暴否定，大胆保护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遗产的人文精神，大胆肯定和保护了合理正常的人间之情。请看他 1961 年关于“温情主义”问题的一段话：

“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在这里，周恩来不仅否定了“框子”、“帽子”的错误做法，而且否定了”框子”、“帽子”本身，指出其所根据的定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显然并没有放弃阶级论，而正是在阶级分析的前提下，崇尚对同志、对人民、对他人的真诚爱心、人格尊重和价值肯定，崇尚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心灵交通，崇尚人们共处的和谐。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没有在某些扭曲之中使自己冷漠下去或与人隔膜起来，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科学态度，诚挚地保护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文精神遗产，并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使这种人文精神发出新的光

芒。周恩来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剥去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儒教理论的外壳，当然这种剥离不是简单的分割，他更使中华人文精神经历了一次真理与现实的洗礼，使这种文化哲学精神从传统的质朴走向更具 20 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因而使这一文化哲学精神在 20 世纪中国获得真实的存在价值，而不至于在过分的“单调一致”中湮灭，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行政在 20 世纪行政舞台上具有独特的中国精神与中国风格。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使周恩来深深了解社会主义给 20 世纪中国所造就的新的社会基础和新的社会力量，因而也使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发生着内部的震荡和飘移。这使周恩来在自己的哲学原则中，不仅剥去了人文精神的儒家礼教的外壳，而且使之取得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所塑造的外在形式。这最集中地表现在周恩来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使人文这一中国古老的文化哲学精神所肯定的核心概念——“人”，获得了“人民”的现实内容。因为他认为” 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人民”，成为他在自己一切活动中的情感方式与态度方式的中心概念。人在此岸世界中所获得的肯定与尊重，在他的哲学原则中表现为人民的至上地位；中国人所向往的人间情怀的温馨，在他表现为对人民的满腔赤诚；他努力使自己的政府形象富于情感，充满爱心，这是他出于他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在他 26 年的行政生活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他称自己所主持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他称自己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他认为，“人民的世纪到了”，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①这就是周恩来行政的最终情感基础和哲学基础。他是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最优秀代表。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不仅在原有的层次上否定了传统的外在形式，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一次新生。

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所养成的重情感、乐“服役”、温厚谦和的性格基础。在他漫长的社会主义行政生涯中发出新的异彩。他自身的这种人文精神的升华，使他的行政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性，而且在那种过分的“单调一致”之中，更显出东方型的温馨与和谐。中国人都视他为“知心”，视他为“手足”，视他为“师友”，视他为“楷模”，他和中国人民有着最深层次上的心灵沟通，中国人民也对他报以自己最深厚的情感。在他生前，由于某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中国人还主要是默默地把这种情感藏在自己的心中，而他一旦逝世，便猛然间无所顾忌地迸发出来。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方式一般说来是比较趋于内向的，在一个人的生前往往不轻易表达自己对他的全部感情；也正是由于对于现世人生的肯定，一旦他离开人世，猛然间觉得百事皆了的时候，人们会在这一时刻毫无顾忌地表达出自己的全部感情。悼亡，是中国人情感的喷火口。对周恩来逝世的举国大悼念，是中国人最深层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41 页。

情感在最无顾忌的瞬间的爆发。那时所呈现出来的情绪氛围，虽不能完全说是出于一种非逻辑的心理冲动，但的确是最古老最深层次上的民族整体心象的显现。当时举国悼念，使人感到这决不是为履行政治仪式上的要求而为一位国家领导人送殡，也不是为一位宗教圣者送殡，也不是为一位在偶然事变中有过轰轰烈烈壮举的英雄送殡，而是最典型的中国人在给自己的父母送殡，或者说是在为一位遗爱极深、素来仁厚敦笃的家庭长者送殡。由此，我

们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骄子，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骄子。对他的悼亡，是中国人文精神在 20 世纪闪光的最高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