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原则尊严与揖让精神

中国人的敦厚博大，能容如海，根基于深明大义，参透天地之理，所以能“动心忍性”，庸容大度，举重若轻，从心所欲而混如天成。所以，原则、信念、力量皆包涵于中而不求形于外，是在“天成”中维护原则，使原则获得最佳境界的实现，在最完善的意义上维护原则的尊严。这就在维护原则尊严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揖让精神。

周恩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恃德不恃力，恃诚不恃谋，并不是不讲原则，不要立场。任何与周恩来相处过的人，不管是他的下级，他的党外朋友，还是他的对手，都承认，周恩来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坚持着新中国的原则立场，这是毫不含糊的。美国人最清楚这一点。还是在 1946 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美国三方面组成军事调停处，监督处理停战事宜。谈判中，蒋介石通过马歇尔提出美国军官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建议，周恩来当即拒绝，表示“我方不能接受”。不久国民党方面代表又一次提出这一问题，周恩来大义凛然、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共是爱国主义者，不能承认丧失国权的办法。”迫使国民党代表无言以对。接着周恩来当面向马歇尔指出，只要美方的执行权，而不是最后决定权，不是仲裁权，而是保障冲突不再发生，除此之外不会谈得好。①这样，既维持了三方调停的存在，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原则的尊严，有礼有节，无可抗衡。

既能“海纳百川”。又能“壁立千仞’，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周恩来认为坚持原则立场不应是生硬的、板着面孔的。他相信，维护原则立场，虽然不否认外力的强制，但主要不依赖外力的强制，主要靠道义的力量。正义在人民一边，因而是不可战胜的。他坚信自己原则的崇高与纯洁，坚信人民的伟力，所以他敢于坦诚相见，光明正大，诚心沟通。这种诚心沟通所表现出来的有礼有节，使同志和朋友能接受他的原则立场，使对手也能理解他的原则立场。这就体现为周恩来一种独特的交往风格：礼披于外而力蕴于中。这也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特有的揖让之风。但在周恩来这里，由于获得了正义和人民的立足点，所以更显出力量。人们无不为他这种精湛的交往风格所折服。在万隆会议上，有人就说，周恩来与板着面孔的莫洛托夫完全不同， “这一定是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国家，也是孔子的国家。”②对此，尼克松、基辛格都有过颇有见地、符合实际的评价。基辛格评价周恩来“他的温文尔雅的风度，掩盖着刚强与柔和相融合的性格。”③尼克松则说周恩来“坚定而有礼貌，就是当他‘手里握有好牌’时也极为温和，这给我留下了特别

① 转引自《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314 页。

② 吕左孔：《外交巨擘》，第 53 页。

③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45 页。

深刻的印象。”④“谈判中他表现出本能的敏捷，善于运用国际力量的原则，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同他对外国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在周身上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①“他是一座冰冠覆盖着的火山。”②

1963 年 4 月 24 日，周恩来在与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中讲到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周恩来“礼披于外而力蕴于中”的哲学风格，体现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揖让精神。这些思想主要可归纳为四点。

（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③不强加于人，这正是对自己原则尊严的信任，对自己原则力量的信任，是充满了自信心的表现，是强者的哲学。在这一哲学原则下，周恩来强调了“革命不是从外输入”的理论，指出，中国革命不是从外输入的，中国也不对外输出革命。我们坚信各国的革命只有在各国人民自己认为需要时才能发生，革命的胜利只能依靠各国革命者自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别人是无法代替的。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牢固确立的这些信念，排斥一切在国际交往中强加于人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一哲学原则基础上，周恩来创造了“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的独特外交风格，即在求同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对于不可能达到统一的分歧，既不回避，也不强求统一，协议中采取“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既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又不因分歧而破坏可能达到的统一。在处理与亚非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中，在中美、中日关系中，都获得了成功。

（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先对人家不好。”

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追求和平的。凡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深明这一点。所

以连日本首相吉田茂这样的人也认为中国人绝对不好战，不会搞侵略。但是，谁侵略中国人，中国人是会抵抗到底的。所以中国人的哲学是“决不开第一枪”。早在 1952 年 4 月，周恩来就已明确指出：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方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可能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

④ 尼克松：《领导者》，第 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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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尼克松：《领导者》，第 271、261 页。

③ 参见《周恩来论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转引自 1991 年 2 月 7 日《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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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②比如在中美关系上，周恩来正是根据这种“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来而不往非礼也”的精神，迫使美国承认社会主义新中国。周恩来紧紧抓住美国占我台湾、侵我主权、阻我统一等关键问题不放，反复申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只有美国从台湾撤军，两国关系才有可能改善；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争端，我们不要跟美国打仗，但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人头上，我们是一定抵抗到底的，我们是决不屈服的；如果美国利用谈判或其他形式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骗局，我们不能妥协，不能含糊，不能默认。从而使美国当权者从 60 年代末开始，在台湾问题上朝着“撤军、断交、废约”方向发展，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来，周恩来又说过：我们欢迎美国人来中国，但必须在互惠的基础上，这也是符合“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道理的。

（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例如抗美援朝。”① 朝鲜战争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我们曾“退避三舍”，最后“只好还击”。周恩来在 1950 年 10

月 24 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分析了这一形势和我们的方针。他说，“一个月前，就是说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考虑过，美帝打到三八线后是否会停止，而后转为外交的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以后，尼赫鲁曾经对我们说，三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九月三十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十月一日、二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则在三八线以北深入很远。我们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以上情况与尼赫鲁所说不同，我们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要他通过尼赫鲁转告贝文。过了几天，敌人的推进并不停止。不久，贝文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时即可停止。当时敌人己进到平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第二次欺骗。如此下去，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

“所以我们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进一步的决策。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推进。”①

② 参见《周恩来论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转引自 1991 年 2 月 7 日《文摘报》。

① 参见《周恩来论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转引自 1991 年 2 月 7 日《文摘报》。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52 页。

可见，我们是给了对方充分的“考虑为时间”，但对方仍然“视我可欺”， “逼我到墙角’，所以，我们就“只好还击”。

这种“等待”而不强加于人，“决不先开第一枪”，“有来有往”、“针锋相对”，“退避三舍”、先礼后兵，来源于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事业的高度成熟的自信心。坦诚、宽厚、不强加于人，正是力量的象征。尼克松深明周恩来的这一精神内质。当他看到周恩来彬彬有礼，甚至坦率地谈到自身的弱点时，他说：“在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我不禁联想到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觉得中国人对事物的态度健康得多。赫鲁晓夫赤课裸地吹牛皮，显然是对自卑感巡遮掩掩。周的巧妙自我批评，是成熟自信确凿无疑的证明。虽然如此，我认为那基本上仅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态度，而事实上中国人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与哲学最终会取得优势，有朝一日他们在这方面会凌驾于我们和任何人之上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