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缺少的改变了的自我”

深刻理解中国的毛泽东，同样能深刻理解周恩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富于杰出的行政才华，并深刻理解包涵在这种行政才华中的、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精神。所以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的时候，当时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尚未明确提上议事日程，就明确推荐、甚至是以未来执政党

① 转引自：《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464 页。

领导人的身份确定，周恩来一定要参加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这一决定，他终身未变。即使是周恩来在政策见解上和他有明显分歧，仍未影响这一决定。甚至在毛泽东晚年，“四人帮”设置陷阱，制造谎言，在毛泽东面前称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而代之，毛泽东对此也不屑一顾，而只认为江青自己才有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态。他深知周恩来的哲学精神和道德原则，所以在四届人大前，他仍然决定周恩来继任国务院总理。

了解中国、也了解毛泽东、周恩来的埃德加·斯诺描写他们两人的不同，说毛泽东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天才人物，对人民大众有着敏锐的直觉和来自丰富经验的知识。在这方面，周恩来很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而周恩来没有对权力的私欲，为了贯彻实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的温文尔雅的风度，掩盖着刚强与柔和相溶合的性格。他是贯彻执行政策的能手，具有工作精密细致的无边能力。他的个人接触不可胜数。他的行政效能之高，同他的无时不在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简直难以令人相信。正因为如此，他是毛泽东的“不可缺少的改变了的自我”。“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象两人前后垒的脚踏车一样相辅相成。”①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长期合作、彼此信任、相辅相成，这是十分发人深省的。这种关系，不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中的权力控制所能如此长期维持的，也不是任何外在体制性因素所能如此长期约束的，更不是如西方政治界所通行的那种利益共存关系所能作为基础的。这种关系，需要深层次上的精神沟通，需要哲学上的相互认同。这也就是斯诺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相互间成为“不可缺少的改变了的自我”。当然这里也有政治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原因，他们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抱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都坚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就是文化哲学精神上的共同性。如果没有后者的共同性，而只有前者的一致性，往往不易保持长时期的和谐合作，有时甚至导致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尤其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这种文化哲学精神上的共同性更为重要。因为任何不以精神沟通为基础的体制约束，任何脱离道德义务的功利关系，都不能长期维持政治联系的存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同样受着这种文化机制的制约，他们有着共同的哲学语言，在意识深处潜藏着共同的文化哲学精神。

其一，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整体本位意识。他们都把自己融化在自己的国家之中，自己的民族之中，自己的人民之中。他们把自身和整体交融在一起，从而视自身的一举一动包涵着整体性方面的意义。他们绝不会象丘吉尔那样把所有其他人看作“虫子”，也不会象戴高乐那样去“咒骂”法兰西，他们不会象西方领袖人物那样追求超越性的自我价值，他们把自我价值消融在整体价值之中，通过追求整体的完善来实现自我。他们都对自己的民族、自己

① 参见《周恩来访问记》，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6 年版，第 34 页。《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45 页。

的国家有着高度的自豪感和高度的自尊心。他们都为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伟大历史、悠久文明而骄傲，并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如果说他们在历史上是英雄，那首先是民族英雄。他们都视自己的人格为国家的人格、民族的人格，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中国人都要保持这种人格的自尊，不允许受到损害。举世皆知，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粗鲁无礼地拒绝了周恩来的握手，这使美国为此在外交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人觉得这是出于中国人一种盲目的自尊。①其实中国人自尊，但是并不盲目，中国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并非无视现实力量的对比。在现实力量对比有利的情况下，中国人不以强凌弱，而是宽容礼让，先礼后兵；在现实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中国人则奉行“士可杀，不可辱”的哲学。毛泽东也正是如此。1948 年底，米高扬一行代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政治上想劝阻中共中央决定渡江南下，平日里生活上也大摆“洋威风”，吃鱼也要问一问是否是活鱼做的。毛泽东政治上固然没理会他们，连这吃鱼上的事他也不能忍受。第二年他访问莫斯科，明确吩咐，苏方送来的鱼一定要活的，死的就“扔回去”。其实毛泽东在饮食上极为粗疏，毫不讲究，可是偏在这鱼上讲究起来，就是因为不能忍受外国人在中国人面前耍威风，谁想在中国人面前耍威风，就必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正是这些极小的生活细节，反映出他们意识深层上的哲学态度，他们把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的人格尊严、国家的人格尊严融汇在一起。以中国人所特有的方式维护着这种尊严。

其二，他们都视民如”无”，对人民怀着一种深深的道德责任感。他们都尊重人民，热爱人民，对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他们都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人民，国家的兴亡在于民心的得失。他们都在最深的意识层次上怀着对人民的强烈的道德义务感。人民的疾苦常使他们自己陷入痛苦的自责之中，并常常为此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周恩来听到老区群众仍然口粮不足的情况后，忍不住潸然泪下；毛泽东看到卫士从家乡带来的黑窝窝头，自己一边咀嚼，一边啜泣不已。三年困难时期，他们都不吃肉、不吃鱼、不吃任何荤菜，毛泽东常以马齿苋（一种野菜）充饥。不管事情的结果与初衷发生了怎样的背离，他们在原初都是希望为人民做好事。他们都不能容忍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欺压百姓的霸道作风、耗费民财民力的奢侈风气。他们都以普通民众的身份严格自律，过着极为朴素、普通的生活。

其三，他们都追求政治生活中的“人和”境界。毛泽东凭着对中华民族的深切理解，青年时代就相信“民众的大联合”。革命战争年代他坚信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他认为办一切事情，都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使在国际生活当中，他虽然不否认实力政策的重要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信赖“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

① 参见尼克松：《领袖们》所引哈罗德·里的观点，见该书第 265 页。

以，他强调一切工作要“发动群众”，并因此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可是后来这些成功促使他沿着这条思路走向极端，变得一切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甚至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导向他晚年错误的一条重要的思想发展线索。周恩来同样努力追求“人和”的境界，但是，他追求的是同舟共济式的团结与合作，他谨慎地没有走向这一极端。他曾努力在追求“人和”的同时，引入西方民主制中的一些合理机制（参见本书第二章），从而使人心之“和”所显示的力量纳入理性的轨道。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其四，他们都富于求实精神。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对毛泽东有着深切的认识，并有着诚挚的尊重。他在 1943 年就讲要学习毛泽东的作风即表现在毛泽东身上的“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40 年代末他讲学习毛泽东，认为就是要学习毛泽东的“学习”精神，这一精神就是“实事求是”。①为什么在 40 年代周恩来一有机会就讲这一点？因为凭着他审慎求实的目光，终于看出，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洋理论”都无法使中国得救，而毛泽东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到了用中国方式解救中国的道路。这获得了周恩来诚挚的尊重，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讲这一点。在这一点上的密切相通。使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从中国实际出发，按中国方式办事上，相互间心有灵犀，不语自通。所以，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称周恩来的风度“象毛泽东一样，是极端中国式的。”①

其五，他们把握事物都重视两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毛泽东讲“矛盾”，就是特别重视“极”的概念。他重视“物极必反”的规律，注意反左必须防右、反右必须防左；讲独立自主，不能搞关门主义；讲统一战线，不能妥协投降，讲团结，不能没有批评；讲批评，不能搞“无情打击”；讲自由，不能没有纪律：讲纪律，又必须有个人心情舒畅，如此等等，总之是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也就是反对只看到一极，只把握一极，只倚重一极，从而使全局失去平衡，最后“物极必反”，走到自己的反面。毛泽东反对这种“一点论”，坚持从两极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他处事决策，总是努力寻找能统摄两极、协调整体、平衡全局的方案，他讲“矛盾”，常讲“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统摄全局的关键点，是多极矛盾居中的核心，是统帅全局的“中心线”，有如唐长安城中纵贯皇城、宫城、朱雀大街，穿明德门中央门洞的中轴线；有如北京故宫建筑群中，纵贯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宣武门的一条中轴线。周恩来称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为“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这是一幅整体和协的管理图画。

这种深层次的哲学意识上的认同，使他们相互信任，和谐沟通，即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毛泽东到了晚年，由于自身哲学意识的飘移，

①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42 页。

①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144 页。

使这种沟通越来越发生困难，但毛泽东对周恩来政治道德的信任从来没有发生动摇，他们相互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结成一种互为师友的关系。周恩来从来不把毛泽东当成神，也不把他捧为神。全国解放前夕，他向青年们讲“学习毛泽东”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①

周恩来讲这一段，是要说明毛泽东不是“神”，“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想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②

“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制作毛泽东像章的高潮，消耗着我国十分紧缺的铝。毛泽东对此也不赞成，说过“还我飞机”。但是，1969 年物资都迫于形势，仍然专项找出 5000 吨铝给各地制作像章。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批示要物资部设法收回这批铝。但此事颇有风险，经办人犹豫不决，周恩来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公开点出此事，“让你们收回做像章的铝，为什么还不收？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像章越做越大，毛主席就不赞成。物资部批的 5000 吨铝，要立即全部收回来。”③这样，周恩来就把全部风险揽到自己肩上，而让具体工作的同志放手完成了铝的回收任务。

周恩来尊重毛泽东，在生活上象朋友般地关心毛泽东。毛泽东外出视察下榻的地方，周恩来常去检查一番，试试沙发的高低和台灯的亮度。这是周恩来的一种习惯，无论是对外国元首，还是对身边的卫士，是对领袖人物还是对普通的农民，他都是这样。毛泽东对周恩来也是如此。当他晚年坐的俄式沙发换成一种较舒适的沙发时，他立即吩咐也给周恩夹送一个同样的沙发去，因为周恩来的身体当时已相当之差。这个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沟通已出现越来越多的障碍，但是障碍终于没有在他们的生前造成完全的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