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核与外壳的再次撞击

50 年代下半期开始，周恩来逐渐并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一种内心分裂的痛苦。他渐渐觉得在领袖和人民之间越来越难于驾驭自己，在精神追求和现实实践之间越来越难以保持哲学的平衡。他本来已把自己的哲学从旧传统的阴影中拯救出来，但是旧传统的阴影有时候却突然笼罩了他的精神世界，迫使他所奉行的哲学精神再一次发生扭曲，他的性格本来就追求高度的和谐，这种内心的分裂对他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折磨。这种内心痛苦的第一次比较强烈地产生是在 1958 年初。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连续错误地批评“反冒进”，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离右派只有 50 米。两次会议之后接着准备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上提出了“总路线”，并掀起了“大跃进”）。周恩来准备在八大二次会

议上的发言，主要内容就是“检讨”“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据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范若愚回忆，周恩来在准备这个发言稿的十几天中，两鬓的白发增加了许多。开始准备时，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可是他说得极慢，“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秘书就让他先构思，可是周恩来彻夜不眠，仍然不能就章。后来只好改由他口授内容，秘书整理。当他看到整理稿中有“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时，严厉批评说，“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同时又几乎流出了眼泪。①

周恩来从来就是一个乐于自我批评的人，他严于责己，从不文过饰非，连西方人也公认他是个善于从自己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使之成为公众的财富和动力的人。他也从不介意自己的个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他的一贯风格。这种痛苦来源于一种他的内心平衡的破裂。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他的最深层的哲学结构，而这种力量却又是以自己所奉行的哲学原则的名义出现。人民的概念被抽象整体化了，领袖个人的意志在“人民”的名义下取代了一切，这不能不使他感觉到自己所遵行的哲学曾经所赖以存在的那种传统外壳的阴影。这个外壳被突破了，但其阴影有时又突然向他袭来。哲学的内核和原先的外壳之间又一次发生了撞击。这就是后来在行政活动中，周恩来的行政哲学所面临的考验，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考验显得十分严峻。

周恩来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骄子。他在自己的行政中充满了东方世界所特有的人间情怀的温馨，显示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明精神。这种文明精神，数千年里曾经包蕴在儒家的“名教”理论之中，包蕴在血缘纽带所维系的宗法伦理秩序之中。这种“名教”秩序作为中华人文精神的外壳，从某种意义上说元初还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但是后来就日益成为这种文明精神的禁

锢。人们在共同体内相互依存的自然要求演化为“恩赐”、“亲附”的秩序，人们对于整体价值的认同变成了对于“父权至上”、“君权至上”的“礼” 的服从，进而在整体价值本位的意识基础上否定了一切个体价值，把个人人格的发育一笔抹杀。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为武器，彻底否定了这种名教理论、宗法伦理秩序的外壳，把中华人文精神从其中剥离出来，建树起人民在社会构架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不仅超越民本意识，而且超越“权利平等”意识的人格平等，构筑起具有 20 世纪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的共权管理模式，使“厚生”精神从神话转变为人民作为国家权力主体对于政府的权利意识。这一切都使中华人文精神摆脱了封建传统和儒家学说的束缚，在 20 世纪的行政舞台上发出夺目的光辉（详见本书第一章、及第二、三、五、七章所述）。

但是，在 50 年代后期滋长起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又重新把周恩来曾经在自己的哲学结构中所否定了的

① 参见《周恩来的一生》，第 478—480 页。

“外壳”，再次带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个人崇拜”的前提是恩赐意识。恩赐意识，就其外在形式来说有着极

端人文的格调。恩赐者以“恩典”的方式赐给人们一切，而人们以感恩的心情亲附于他的面前。封建社会中的国家管理有着“温情脉脉”的外表，“田园诗”般的风味，其实质就是这种“恩赐”与“亲附”所构筑的体系。“个人崇拜”则把这种“恩赐”、“亲附”关系的残余影响带进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生活中，再次唤醒了社会中的民本观念，猛烈地冲击了周恩来行政中的人民主体意识。这使政府的行政在实现领袖个人对于人民的“恩赐”式的关怀和履行政府对人民的义务之间，艰难地作着选择。在对领袖个人的领会、“紧跟”，和与人民的诚挚沟通之间，有时会遇到一致性，但有时也会遇到矛盾，从而使管理陷入困难境地。周恩来努力想寻找到两者的结合点，但他时常不能如愿地获得成功。

“个人崇拜”不能使崇拜者和被崇拜者放在事实平等的关系位置上。崇拜者把领袖个人视为“神”，从而也就把自己置于“神”的光圈之下，认同了“神”、“人”之间的等次关系。崇拜者视自己的一切都是来源于领袖个人的关怀，而不是自己权利的体现，因而一切也都服从于领袖个人的意志，一切都在“感恩式”的强烈心理冲动下追随于领袖个人的意志，这种潮流猛烈地冲击了周恩来行政中的人格平等意识，因为相互认同人格的平等之前，对方已经放弃了自身人格的主体性。而且这种自身人格主体性的放弃同时却又以“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名义。人们在这种名义下被抽象整体化，而周恩来在行政中所追求的新型的互为师友的现实关系就难以契入了。这种事实上的等次意识和人的抽象整体化，使国家管理离开了正常秩序的轨道，而纳入领袖个人意志的轨道。领袖个人要达到自己认定的社会目标时，不再是通过秩序与规范的正常渠道，而是号召起崇拜者的热情，用“天下大乱”的方式达到“天下大治”，并且过几年就来一次。这使周恩来无法正常地组织管理活动，无法在理性和秩序的轨道上正常地动员和组织管理资源，最后只好由国务院总理自己去调度火车，自己去计算进出北京的人流量，自己去用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方式寻求秩序。这体现出政治体系内的“熵增”和管理系统内的极端无序。

“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的重现。“个人崇拜” 使崇拜者把自己的一切都看作来源于领袖个人，因而也把自己的一切权利交给了领袖个人。领袖个人在名义上承担了对于崇拜者的一切义务，因而也在事实上聚敛了崇拜者的一切权利。这样，领袖个人的意志就可能以“人民的意志”的名义出现，“人民”的地位越是比之于“天”，领袖个人的意志就越是具有“神”的权威，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就越是具有成熟的条件。毛泽东和周恩来本来都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并实行群众路线，反对“一言堂”，可是现在领袖个人的意志获得了“人民的意志”的名义，并且在“个人崇拜”的热浪中获得了认可。这样，在“一言堂”的外面就可以正式挂上

“群言堂”的匾额，而实际上通行着“一言堂”的规则。因为仍然保留着“群言堂”的外在形式，所以领袖个人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中仍然通行着名义上的“共权”原则。而其实这已是一种传统的旧式的共权模式，是以民的抽象整体化为基础的共权模式，而事实上掩盖着专权的危险。周恩来行政中的共权模式就是在否定这种旧式共权模式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可是现在这种旧的传统模式顽固地表现自身，又加上“个人崇拜”的热浪的拥护，使周恩来在行政中很难启动正常的民主机制、参与机制，很难坚持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甚至有时为了维护行将破裂的全局而不得不屈就于“一言堂” 的意志。而且，这种“家长制”和“一言堂”又很容易为长于阴谋的人所利用。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真假是非，动不动就以“领袖”压人，以“人民”压人，这就使周恩来处于更加为难的境地。

“个人崇拜”又必然导致决策中的“绝对权威”。领袖个人被崇拜者置于“神”的位置，领袖个人的意志也就有了不容怀疑的神圣的“真理性”，成为检验一切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和周恩来本来都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都坚持既反左、又反右，追求既不盲动又不保守的正确方

针，都坚持照顾全局，平衡各方；都主张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因势利导，合理变通。也就是要在这个大同的决策中恰到好处，各方满意，协同发展。而当领袖个人被视为“神明”，领袖个人意志具有了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性”时，这种“恰到好处”，“各方满意”的方针，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方针，便和领袖个人意志直接合为一体。领袖个人的意志直接就是这种方针本身，任何其他的意志、观点和看法都以此为中央基准而划分“左”、“右” 或是否正确，最终一切观点和意见都要服从这一意志。这就好比古代皇城构图中的中轴线，由此展开布局，最终体现万万辐辏，天下归属。这种伦理意识向真理意识的渗透和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中“中庸”概念的核心。周恩来的决策思维正是在否定了这种伦理意识核心的基础上，用科学的辩证法去寻找“此时此地”的恰到好处的合理性，寻找具有 20 世纪时代精神的满意型决策，可是，“个人崇拜”所重新唤起的旧的传统伦理意识，时时冲击着周恩来决策思维中的科学基础和辩证法原则，使政府的决策过程常常失去客观性的前提，周恩来力图把伦理性原则和真理性原则区分开来，或者试图找到伦理性原则和真理性原则的客观的结合点。可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结合点已经越来越少，能象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政治杰作已不多见。而在更多的问题上，周恩来常常很难按自己惯常的方式，胸有成竹地持中执准，时时觉得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历史有时是温情的，但有时也是狠心的。中国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但近代以来却极度地多灾多难。社会主义使中国获得了新生，但是封建宗法传统的阴影却又不时地掠过新世纪的领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精神艰难地从旧传统的僵化的外壳中挣脱出来，但是这僵化了的外壳却又不时地缠住新生的哲学精神。这种新旧之间的磨擦与撞击发生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有如宙斯

的鹰时时啄食着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周恩来是一个很能自制的人，他只是顽强不息地工作、工作、工作⋯⋯几乎每天都工作 16 小时、18 小时，有时达20 小时以上。他似乎要在无边无际的工作中消耗掉自己，也消耗掉自己心中

的郁闷。他在 1966 年底和数十年的老战友、和自己的亲密同事们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①李先念说周恩来这段时间“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他后来

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郁闷分不开的。”②到他病体沉重，已知最后的诀别就在面前时，他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③ 可是，他最后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一个历史的教训。一个哲学的教训。

① 参见《我们的周总理》，第 25 页；《周恩来研究文集》，第 553 页。

② 参见《不尽的思念》，第 2、5 页。

③ 邓颖超：《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见 1982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