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1988 年 3 月 5 日，李先念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90 周年的文章中说：“林则徐有一幅自勉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虽不完全，但可代表他的主要特点。周恩来同志确实胸如海洋，容量极大。他坚持原则立场，则如千仞高山。而所以能如此，因为他胸中没有私心，只有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①这段话说出了周恩来敦厚以求同的哲学风格的内涵。同时也道出这种哲学风格与卓越的中国精神的渊源联系。

中国古人就认为：“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则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①尚同之见，就其更深层次上的哲学意识来说，并非一家所见，乃是中国人整体价值本位意识在治国理政中的表现，与“天下为公”的精神乃一脉相通。在这种“为公”、“尚同”的精神引导下，治理者不惜到“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闻之所”去吸纳人才，“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所以，尧不以帝王的威严接待善绻（贤士名），北面而问之（以王者尊严当为“南面”，“北面”则自示卑下），以示谦恭；周公且广纳贤士，每每“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并深入民间，“所朝于穷巷之中，■牖之下者七十人”；齐桓公听说一小贤臣，一日三次拜访都未曾遇到，旁边的人说“万乘之君见布衣之士，一同三至而弗得见”，可算得礼至义尽了，可是齐桓公仍然第四次登门拜访，“士虽骄之，而已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②这种传统数千年来，一直绵延不绝。蔡元培办北大，就强调“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提出“兼收并蓄”

① 李先念：《和人民一起纪念周恩来同志》，见《不尽的思念》，第 6 页。

① 《墨子·尚同中》。

② 参见《吕氏看秋·下贤》。

的口号，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讲新文学，讲西方和苏俄文化，也请守旧派代表黄侃、陈汉章等讲文化“古董”；陈独秀、胡适抨击孔子和礼教，也有教授则大骂民主派，谓之 “无父无君是禽兽”。辜鸿鸣政治上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封建复辟，但又熟悉英国文学，蔡元培就允许他拖着长辫，束腰蹬靴上台讲英国文学，这就是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精神传统。在西方管理中，同样强调对各色人才的吸纳和利用，但是这种吸纳和利

用，是通过超越性体制所提供的平等竞争的广大空间来实现的。这种体制形式上的优势是很值得我们的管理所借鉴的。但是，另一方面，也由于对体制的过度依赖，管理者本人实际已异化为体制的工具，所以在他们个人的人格结构中并没有广纳贤才、兼容百端的精神要素。他们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划分，以及两者在体制关系上的机械式的约束，并不看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尚同”、“融通”、“广纳”。英国首相丘吉尔虽然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他的成功之处，但在人际关系上，他是个失败者，人们普遍说他是个好战的“牛虻”。他常常使用尖刻的咒骂的语言去攻击他的对手，或把对方称为“无骨的动物”，或描绘成“瓷器店里的一头牛”，连艾森豪威尔都说，丘吉尔是最难打交道的人之一。法国总统戴高乐结束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危机，导致了法国的安定局面，但他在人际关系上给人的普遍认识是冷酷、小气、傲慢、令人不能容忍的极端自负，简直是无法相处的。在爱丽舍宫他的办公室写字台旁的桌子上放着两台电话机。但是电话的铃声从来没有响过，因为人们知道他讨厌电话，因此就是他最亲近的顾问也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戴高乐终身把孤独引为自己的朋友。日本首相吉田茂，虽然身为东方国家的行政首脑，并在战后，在国内推行了比较温和的政策，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常常显得过于生硬，令人难堪。他对他的政敌和下属都不讲情面，他骂与他意见不同的学者是“文侩”，骂社会党的一位议员是“八格牙路”（混蛋），他去日本动物园时，常用政界知名人士的名字唤叫猴子和企鹅，因而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和自尊。因此，这些行政首脑在台上时，可能会比较成功地运用技术和法的力量来管理社会，但也常常因人际间、社会团体间的争斗，导致关系的僵化、破裂，而造成行政活动中的障碍，甚至酿成政局的危机。

周恩来的行政继承了传统中国精神中的精华。周恩来自小便养成温厚谦和、善于人同的性格基础。而济世之“穷”、为“中华腾飞”的革命生涯，则使这种性格基础发展成为儒雅敦厚、海纳百川的宏大气度。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坚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他一再认为在我们的政治阵线中要画“最大的圈子”，把凡是能够争取、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团结在一起。他对青年说，“我们今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是一小圈圈

人，不象个领导者，反倒象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①他反对党和政府内部那种“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敝乡。敝乡文章数舍弟，舍弟向我学文章”的夜郎自大、孤芳自赏，不愿同不同意见的人士交往的倾向，也反对怕“界限不清”不敢与不同意见的人士交往的倾向。他说“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②“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作有大勇。”③

中国人所认为的“大勇”，不是偶有所怒，拔剑而起，而是要进入一种兀然辱之而不怒，骤然加之而不惊的境界。这种境界如沧海居于江河之下，故能容纳江河百川。只有进入了这种境界，才能“不怒”、“不惊”，雍容博大，广纳兼收，最终能够服人、团结人。周恩来自己就是具有这种“大勇” 的人，所以他能团结最大多数。抗战时期，国民党与中共的联络代表张冲，早年反共，曾经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诬陷过周恩来。周恩来与张冲既有公仇又有私怨。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张冲坚决赞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为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由公谊而增友谊”，也不因两党关系之一时恶化而疏其关系。张冲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皖南事变”后，张冲曾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张冲极力弥合国共裂痕，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1941 年 11 月，张冲病逝，周恩来深为哀悼，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亲自参加追悼会，并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对张冲在团结抗日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①

周恩来的这种“大勇”，同样表现在他的外交性格中。他以海纳百川的博大风度，寻找与各类国家，包括有过“宿怨”的国家的共同点。他认为，虽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尤其是一些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相异，但是，也绝不是说没有求同的基础。比如说，亚非国家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就是求同的基础，因为“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我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②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1955 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

①

②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28、330 页，

① 参见《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235—236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53—154 页。

“求同存异”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指导下，解决了我国同各国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联合声明，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对于那些政治意识形态极端对立，或者有过“宿怨”的国家，周恩来把求同的希望寄予人民。他认为，虽然各国的情况不同，有的在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甚至国家之间在国际关系上处于对峙状态，即使这样，人民的心也总是相通的。比如，中国和日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而且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当时两国的国家关系十分紧张。但是，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两国人民又有极其深厚的文化渊源，还有两千多年友谊交往的历史，因而他们是愿意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因此他提出，发展国与国关系， “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①，绕过国家之间社会制度的分野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直接与对方的广大人民交往，从而增进双方的了解与友谊。中日恢复邦交之前，中日民间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美建交前的乒乓外交，都是周恩来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