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界

“感觉不到是在领导”的领导，这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管理境界。

周恩来从不否定管理应该是科学认识的对象，管理应依据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从不否认管理理性的存在，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冷静、求实的性格，使他谨慎地依循客观事物的本来规律，信赖科学思维在管理中的基础作用，认为离开客观规律的轨道，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但是他反对理性对人性的否定，不认为管理的理性仅仅外化为管理的体制形式和管理的技术，他认为管理中的理性活动和道德活动、审美活动应该是和谐的统一，管理本身应该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所以他努力追求使自己的行政不仅具有合理化的基础，而且更具有艺术化的境界。

所谓行政中的艺术化境界，是指行政活动不仅能够实现效率原则，而且能够使人们获得普遍精神上的满足，有如艺术品所带给人们的审美需求上的满足；是指行政活动能够使人们产生心追神往、由衷追随、诚心合作的效果，有如人们在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面前情牵意绕、迷恋忘返；是指行政活动不假强权、不事强力，便能号召人心、组织人力，有如艺术品不假强制、不事理喻，便能使人们顿悟万物之精神。唯有如此，才能是“感觉不到是在领导” 的领导，才能是行政中的“无我之境”。实现在周恩来行政中的境界，就是这样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境界。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1 页。

这种行政中的艺术化境界，首先表现为以有限的意识与能力，去追求无限的完美和满足。行政中任何现实性的成功都是有限的，然而能使人们获得心灵上的满足，能使管理者获得人心的倾慕，却是无限的。怀海德说：“艺术是人类以有限的意识与能力，去追求无限的完美与满足的历程。”奥德威·狄德则说，“同样的，管理是以有限的智力与资源，来追求人类生活的完美与幸福。”据此他得出结论说，“管理乃是一种高度的艺术”。①把一切管理都看成是艺术，未免过分宽泛、过分勉强。但是管理可以以有限的意识与能力，

去追求无限的完美和满足，从这一点意义上说，管理可以进入艺术化的境界。周恩来在行政中就实现着这种对管理的艺术境界的追求。他既谨慎地关注着行政中所发生的利益关系，同时更追求人们在行政中的心灵沟通；他既关注行政的现实成功，同时更向往人们在行政中所获得的人格尊重和精神满足，努力使一切相关人在他的政务活动中“心悦而神追，心向而神往”。他之所以使各界人士都引为知己、觉得“如坐春风”，就是由于他在行政中始终贯彻着这种精神追求。他作为新政协的具体筹集人和新中国政府的行政首脑，为说服和迎接宋庆龄从上海北上北平，派邓颖超同志亲往上海，登门诣请；为抵御北京的寒冷天气，周恩来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治衣：为安定张治中将军归附人民之心，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的妻儿从国统区接到北京，为尊重文艺界的各方人士，他嘱咐负责这方面行政工作的同志每次召集他们开

会，不仅要发请帖，而且要亲自上门邀请：他还帮助马寅初求医，为王进喜组织治疗，为时传祥安排晚年生活，他请赴北京参加调演的演员到自己家里作客，请乒乓球运动员到家中吃饭（当然，运动员们被婉转地告知最好要自带粮票，因为周恩来家的口粮也是一样按计划标准，运动员们也许一顿饭会把他全月的口粮吃光。）⋯⋯

这种力求以有限意识和能力追求无限完美和满足的艺术化精神，使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决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协调，而且是朋友间的亲切交往，或者是具有君子风度的对

手的坦诚相见。这使每个来中国的外国领导人都深深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甚至觉得“同周恩来谈话是一种精神享受”。尼克松第一次来北京，就深有这种感觉。周恩来的一切安排都非常细致周到，使尼克松产生了一种在自己家中的感觉，他对此非常感激。所以当周恩来到钓鱼台国宾馆尼克松的下榻处去会谈时，尼克松立即迎出门外，并主动而彬彬有礼地为周恩来脱下大衣。而当周恩来按照他一贯的风格询问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的生活时，尼克松便代他们回答：“好得过分了。”在别国主动为该国行政首脑主动脱大衣，而且同首脑和记者们一齐和乐融融的事，从新闻界所披露的事实看，这在美国总统中乃是绝无仅有之例。这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老文明在现代生活中获得了艺术性的升华。这使我们想起有的大国领导人在国际交往中“忽

① 参见奥德威·狄德著：《管理的艺术》，第 4 页。

喜忽怒”、“装腔作势、夸大其辞”，肆意无礼，使双方都觉得“在做戏”，甚至在公开场合脱下皮鞋敲桌子，从比较之中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周恩来能够使全世界为之倾倒。

周恩来在自己行政中所一贯奉行的平等哲学，使他不仅与大国交往时彬彬有礼，而且和小国交往时就更为礼让。1963 年底到 1964 年周恩来的非洲14 国之行，所访问的都是相对说不发达的国家。但是周恩来每到一国，都使这些国家领导人和人民感到国家主权尊重的满足、人格尊重的满足，这是他们在与其它大国的交往中绝难感到的一种精神满足。1964 年 1 月 2 日，正当周恩来访问加纳的前夕，加纳发生了谋刺总统恩克鲁玛的案件，周恩来毅然决定按原计划赴加纳访问，并且建议加纳：这次访问兔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到总统暂居的克里斯顿堡外举行会议和宴会，这种高风亮节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少见的，这使周恩来在非洲赢得了普遍仰慕。访问埃塞俄比亚时，该国尚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受制于美国的压力，埃塞俄比亚皇帝提出不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迎接周恩来，而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照国际惯例，这是不礼貌的。但周恩来认为：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这次访问后，中埃双方不久就建立了外交关系。访问期间，我国和突尼斯并无建立外交关系的计划，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准备在突尼斯加油，设想到这次“加油”竟成了正式访问，原定停留一天，后延长到一天半、又加到两天，周恩来这次访问离开的第二天，突尼斯就宣布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访问 14 国，周恩来一路上与各阶层群众频繁接触，每到一处都要和服务人员、司机、警卫人员、厨师等握手交谈，如朋友般交往，有时还专门举行宴会招待他们。这被非洲人看作是“传奇式的故事”。当时周恩来乘坐的是租用的荷兰飞机。旅途中的一路所见和亲身感受，使荷兰机组人员深为感动，他们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象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所以，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之后，本来应该男换一批机组人员，可是这 18 位机组人员联名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服务到底。于此可见，尽管东西方的人们在文化心理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周恩来行政中达到的艺术化境界所带给人们的精神满足，几乎是普遍性的。大概也正因为如此，60 年代一位驻中国的巴基斯坦大使说：“我敢说，如果周恩来这样的人参加巴基斯坦大选，必将获得最多的选票。”①

周恩来行政中的艺术化境界，其次表现为以离散而有限的事物，追求无限和谐的组合。行政所面对的各式人物、各种事物和各种具体环境，有如艺术家所面对的材料：颜料、石块、线条、音符⋯⋯这些材料本身都是相互离散的，极为有限的。但是，由于不同方式的组合，便能产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具有文野高下之分的作品。通过组合，才能实现使有限离散的材料产

① 转引自《不尽的思念》，第 433 页。

生无限美感的魅力。艺术家们的努力，就是要寻求这种组合内部的和谐韵津。唯心主义美学家称之为神所赋予质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称“美的主要形式为‘秩序、匀称与明确’”，②他认为，“一个美的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①狄德罗认为“美是关系”，“‘美’随着关系而开始、增长、变化、衰落、消灭”。②这种艺术品内部组织的“关系”、“秩序”或者称“理式”，是艺术的生命之所在。管理者如果能在自己的管理体系中形成这种和谐的“关系”、“秩序”或称“理式”，管理本身也就马上具有了魅力，有如获得了生命，使一切都变得有了灵气，充满活力。管理过程就不再是僵硬的权力控制或体制约束，而是生动的音乐般的精神之流，这就使管理进入了高度的“无我之境”。郭沫若诗赞周恩来的国务活动为“经纬万端，各得其宜”③，说的就是周恩来行政中，以有限离散事物形成无限和谐组合的艺术化境界。在周恩来的行政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比一首优美乐曲中的一个音符，每个音符都在这首优美乐曲的旋律中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边和日本的“筑石壁” 式的管理，有着哲学上的深刻相通之处。日本“筑石壁”式的管理哲学乃是渊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周恩来自身既有着这方面的行政修养，又有这方面的艺术修养。这两方面的修养在他的思维活动中交融为一体。1958 年，在人民大会堂设计中，设计师们遇到一个难题：这个工程主体部分的大会堂要容纳一万人，这样的万人大厅，很容易使人一走进去就觉得相形之下自己十分渺小，因而使整个建筑物失去紧凑之感。有人提议大厅里增加层次，那么楼上席位将离地面高达数十米，出现“飞机座”；有人主张把大厅缩小，不能容万人，因为世界建筑史上尚无先例。周恩来主持这项工程的设计，他在和设计师们的讨论中，坚持认为，“一万人的座位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一个也不能少。”同时提出了一个使人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崭新思路，他说，“天空很大，大海也很宽，可是人站在天空下，站在大海边，为什么并不感到自己渺小？”这一个启发，使人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意境：当人们来到烟波浩渺的海滨，遥望水连天、天连水的景致，顿觉心旷神怡，仍然不失自己是感受大自然的主体。周恩来解释这种审美感中的哲学说，“因为天空是没有直角的，大海也看不到界线。我们的万人大会堂能不能也构成水天一色、浑然一体？”①。周恩来的启发使建筑师们大为惊叹，后来万人大会堂的设计就按照这个思路而获得了极为和谐优美的效果。可见，实现在艺术品中的“关系”、“秩序”、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265 页，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25 页。

② 转引自《文艺理论译从》，1958 年第 1 期，第 18、22 页。

③ 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第 28 页。

① 参见南新亩：《周恩来的一生》，第 494—495 页。

“理式”，依赖于对生活哲理的深刻体悟。这种深刻体悟，周恩来和谐地实现在自己的行政之中。周恩来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的管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周恩来要求设计人员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合理组合设计人员队伍，其中有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的专家，有富于经验的老建筑师，也有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人们称这次设计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风云集会”，为了照顾未来大会堂服务人员的工作方便，北京几家大饭店的服务人员也参加了设计活动。各种设计方案出来后，周恩来没有搞独家审定，而是决定“要提倡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把设计方案挂出去，请大家都来评论，这个人有的长处，那个人也可以借鉴，发挥集体的智慧才行。”②最后设计方案还要请国家其他领导人审查，送各省市征求意见。这一设计成功的管理，真是一曲充满和谐“秩序”的完美乐章。这种艺术化的管理风格，是贯彻于周恩来一生行政中的独特个性，也是来源于他对生活哲理的深刻体悟。

于此可见，艺术家和行政家有着哲理上的相通之处。德国人歌德既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的作者，同时又是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和首相，并被拿破仑称为“此乃人物也”。然而他把自己所体悟的自然之“关系”、“秩序”、“理式”主要实现于自己的作品之中，所以他以文学家而传世；周恩来则把这种“关系”、“秩序”、“理式”实现于自己的行政之中，所以他以行政家而传世。

周恩来行政的艺术境界，还特别表现为领导者给人以淡朴纯真的审美形象。中国艺术历来崇尚淡朴纯真的自然之美，例如：“风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唐岱语）；“若随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刘洵语）；“看似容易最奇崛，成似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 “运墨如已成，挥笔如无为”（石涛语）；“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司空图语）；“大巧谢雕琢”（陆游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语）。这种艺术风格有如行云流水，不着人工，是艺术中的“无我之境”。在这种艺术境界中，“信手拈来”，随珠成彩，不事雕饰，不为形役，作者有如处“无为”之地、一切皆由“自然天成”。这种境界和中国管理中的“无我之境”在深层的文化哲学底蕴上是密切相通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说的就是这种管理境界，西方艺术追求崇高峻美的境界，强调作者的自我实现，强调透视、解剖、音乐中的数学规律等等。这种艺术中所体现的文化哲学意识表现在管理中，即是美国“砌砖墙”式的“有我之境”。所以西方管理界寻找管理中的艺术化境界，往往很重视中国哲学，管理者有“不争之德”，能“用人之力”，“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功成勿居”，“百姓皆谓我自然”。这种管理者在自己的管理体系中，不高踞人上，不矫探造作，不恃力霸道，不逆忤人心。他们如清风徐来，行云流去，给人以不事雕饰、淡朴纯真的亲切之感，使人获得

② 参见南新亩：《周恩来的一生》，第 490 页。

一种审美心理上的满足。

周恩来在行政中的审美形象，正是这种境界的升华。他是新中国政府的行政首脑，同时完全以一个普通公民和人民公仆的身份生活于人民群众之中。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到他和自己在平等真诚地相处，所以每个真诚的中国人都为他的逝世而流了泪。方炬成、姜桂依所著《周恩来传略》记述了发生在 1976 年清明节的这样一个小小细节：“一天下午，一位老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样子他是郊区的农民，脸晒得黝黑、身穿棉祆、棉裤，裤腿上沾有泥土。他找到一块僻静地方，在那里低头默哀了几分种，又从未系扣的棉袄里掏出两个桔子，毕恭毕敬地放在纪念碑前的栏杆附近。他鞠了三个躬，低声说，‘周总理啊，周总理⋯⋯’，然后走开了。他也希望表示对周总理的悼

念，大概因为不识字，就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写了这样一首悼念总理的诗①。” 周恩来生平喜欢君子兰、喜欢梅花。他喜欢君子兰的一身正气、素朴典

雅的君子风度，他喜欢梅花的独凌苦寒，淡泊清心的素雅风格。在各种政务活动中，他给人的形象是如春风化雨，夏池出荷、秋山晴云、冬雪绽梅。但是，周恩来行政形象所给于人们的审美感受，决不是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的个人风格的重复，而是传统文化精神在 20 世纪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再生。他在行政中的这种审美形象，不是个人风格的自我欣赏，而是与人民心灵相通的内在精神的自然流露；不是纯形式上的刻意追求，而是一颗“公仆”之心的真诚外现；不是士大夫流在自己等级圈子里才表现出来的个人风格，而是与最大多数劳动群众的赤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

周恩来的素朴风格，核心的年涵是自己和人民的人格平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人格平等。因而，他的素朴，并不仅仅表现于生活中的简朴，而更主要是表现于他在行政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朴实、坦诚。无论是和党的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名流，还是和车间的工人、田野里的农民、公共汽车上不相识的乘客、宾馆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始终保持着这种一贯的朴实、谦和、坦诚、温厚。即使在面对强大对手的谈判桌上，他仍然“心胸坦荡”，不搞那种别人“在谈判中常常耍弄的小动作。”①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描述了周恩来素朴人格的种种动人情节后，评述说：

“或许，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庆烦，会使人想起一个地位不稳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受爱戴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不牢靠的，而且，由于这种生活作风，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动机是深刻和认真的，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②这一评述虽不能说已经道出周恩来平等风格的正确内涵，但是却正确他

说明了周恩来平等原则的真诚。在西方人的行政意识中，这种平易近人，素

① 方■成、姜桂侬著：《周恩来传略》，第 6—7 页。

① 亨利·基辛格语。见《外交巨擘》，第 136 页。

②

朴简约只是一个地位不稳的人的一种姿态，一种矫揉造作，他们很难领悟东方行政中的“无我之境”。而周恩来的这种素朴纯真，却如随珠现彩，全由本色。所以迪克·威尔逊说，“这就是他为什么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还包括台湾、香港和其他国家的中国人。”③

谦虚，是周恩来行政中公认的美德。这有如中国绘画中的“虚白”，无色无形，蕴味无穷。有如中国的鼎鼐，形制可赏，中空能涵，既是艺术品、又可作炊具以供利用。这种艺术境界在管理中，也就是现代西方人所向往的“善用人者为之下”①的境界，也就是。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为百谷王”②的道理。周恩来在自己的政务活动中，常作诚恳的自我批评。连毛泽东也说他“自我批评太多了。”然而他的自我批评，常使人深受感动，绝无造作之感。他的自我批评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坦率分析自己的失误，承担一切责任，于人于己，皆以为诫；二是为下级承担责任，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三是时时公开坦率地谈论自己的失误，以期和人们平等交流感情，收互为师友之效；四是从团结大局出发，委曲求全，主动承担责任。这第四种情况虽不可作一般自我批评看待，但由此也充分显示周恩来质朴无私的牺牲精神，显示其中空能涵、海纳百川的风格。而前三种自我批评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讳言自己的失误。这一特征的意识基础是诚挚地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而绝不高人一等，即使在他主持的行政体系中也是如此。因而，他坦诚直言自己的失误，既可相互为鉴诫，同时又给人以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和情感上的融通。这在只按理性原则，只重视管理技术、管理艺术的西方管理界来说，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管理境界。能得其中三昧的，如哥本哈根学派领袖玻耳在自己的科学活动的管理中，奉行这样的原则：“我从来不感到羞耻地向我的学生承认——我是傻瓜。”可是绝难理解其中三昧的翻译竟把这句话翻译作：“我从来不害臊去告诉学生——他们是傻瓜。”

“功成不居”，是周恩来行政的淡朴风格的必然结果。他的“不使人感到领导”的领导，不是一种领导技术、领导艺术，当然更不是权术，而是对人民力量的真心信赖，是领导者在人民群众中的“消融”，因而一切成功，在周恩来看来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行政中的“无我之境”必然导致领导者对于成功的”功成而不有。”①在成功之日，“有我之境”中的领导者采取的手法是在自我形象上“定格”，而周恩来所采取的手法是自我形象的“淡去”。“定格”可以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淡去”却能给人以悠远的回味。人民大会堂从设计到施工，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之下。这项工程是一项艺术

③ 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 172 页。

①

② 《老子》，第六十六章、第六十八章。

① 《老子》，第 34 章。

创作，这一建筑是一件光辉的艺术品，而工程的管理过程同样是一件令人神迷的艺术篇章。大会堂落成前，工程具体负责人拟出一个单子，请周恩来为工程命名，周恩来立即郑重说明：“这不能由我来定，要请示主席才行。”② 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后，有人请周恩来为大会堂题签。周恩来又说：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人民大会堂”应该由他来题写③。同时他还想到为建设大会堂而拆迁的群众。大会堂落成前，他看到有些拆迁群众的住房还未完全落实，就异常严肃地同工作人员谈到：你们光注意搞人民大会堂，不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大会堂盖好了，群众没安置好也不行！我们的人民群众多么好啊，我一想起他们就日夜不安⋯⋯同时又明确叮嘱，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后，要把全部搬迁的群众请回来参观。也请他们来看一场文艺演出！在这项工程中，周恩来把自己完全“淡去”了，但是，就这几句话，已在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