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绍兴遗教及其困惑

周恩来受过儒家理论的教育，受过儒教文化精神的熏陶。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儒教式的人物。他从儒家文化的熏陶中体悟出中华人文精神的优秀内核，而对儒家礼教的形式外壳自小就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周恩来祖籍所在的浙江绍兴，不仅历史上是人文荟萃之地，而且自元、明而下就是出“师爷”最有名的地方。师爷虽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明代理学先生陈儿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到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胥吏全都是绍兴人。这些人虽

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其父兄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胥吏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于此可见绍兴这地方儒家教化的深厚传统。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就是因当师爷离开绍兴来到淮安，到晚年在这里当了极短时间的知县。生在这样的家庭之中，耳濡目染，当然接受过儒家教化的影响。

周恩来上过私塾，读过儒家经典。但是就他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来说，给他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物应是他的嗣母陈氏。嗣母的父亲陈源是个贫寒的读书人，饱读经史，很有学问，但没有儿子，便把女儿作为家庭教育的对象。所以陈氏精通诗文书画、乃至戏曲小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她 22 岁便守寡，从不外出，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对幼年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所以，周恩来从小就熟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周恩来 5 岁进私塾，嗣母每天黎明即唤起他，并亲自在窗下教他读书。

在陈氏去世 40 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①并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②当讲到他的生母时，他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③他还讲到，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也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影响。而乳母蒋江氏乃是一位平民，这使周恩来从小就与普通百姓产生了心灵上的沟通。在周恩来所受全部儒教熏陶之中，如果说儒家经典使他看到的是更多的礼制名分，是包藏在中华人文精神外面的、在当时就已显得僵冷阴沉的形式外壳，而在母教中所领悟的更多地则是包藏在儒教伦理形式外壳之中的中华人文精神，体会到一种在家庭式共同体内部的温厚情怀。

这种性格基础及其后来的文化熏陶，使他与人交往很重相互间的感情。当然在他人生中最初的感情对象是抚育自己的嗣母，直到嗣母去世 38 年后，他仍在重庆对记者说，“38 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④他总是这样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自己对别人的情感义务。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大家都知道他是很重感情的人，当时他由于多年远离故乡，思念亲人，常常十分痛苦，而经济的窘迫又使他不能回家。所以他不时在作文中流露出浓烈的思念之情：“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反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除夕之夜，同学们大多回家，他的这种感情就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因而他对学

① 转引自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见《文萃》第 31 期，1946 年 5 月 23 日版。

②

③ 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中共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 页。

④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 4 页。

校和周围的同学也就更为依恋，“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①当时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非常器重自己学校这位出色的学生，他破例免除周恩来的学杂费，常留周恩来在自己家中吃贴饼子、稀饭和熬小鱼，后来又帮他赴法留学。周恩来和他有很深的师生之谊。后来，尽管双方在政治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但周恩来每经张伯苓旅居之地，无论战争时期情况多么复杂，总是要去拜望这位老师。1945 年张伯苓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政治上的对立并未改变私人间的师生之情。然而也正是这种师生之情的作用，促使张伯苓在国民党政府去台湾时留在了大陆，并在政治上发生了悔悟。

少时熏陶所养成的性格基础，使周恩来善于体贴他人，善于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乐于帮助他人。在南开读书时，他就作文写道：“人立足于世界上，既不能象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②可见，在他少年的心灵里早已发育起关于人类相互依存的概念，并由此引出了乐于“服役”的精神追求，所以他在学校总是甘于默默地做为公众“服役”的事情，而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①这种善于体恤他人，乐于为他人“服役”的精神追求并不局限于周围生活的小圈子中，由此而发展的乃是他的救国济民之心。在南开学习时，他自己生活窘迫，经济困难，因而也对社会上的穷苦人充满同情。他在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殊弗欲埋首窗下，孳孳于字里行间，而置他事于不问也。”②这种推已及人，视天下之饥寒为己之饥寒的性格，已显示出中华人文精神的光彩，而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脉相通。所以，他素有对社会对国家一种无可推却的责任感，力图“作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

少时熏陶以及后来所养成的性格基础，使周恩来乐与人处，而且诚恳温和，谦虚朴实。在南开时，尽管他品学兼优，各项活动中也很出众，然而从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所以在学生中素有“温和诚实”的美誉。他和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开始时只有 20 多人，后来发展到 280 多人，占全校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家公认周恩来为公众之事出力极多，但周恩来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他写过一篇《论名誉》的文章，说：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

①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2 页。

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6 页。

①

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7、19 页。

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文中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③他立志高远，但又从无沽名钓誉之心，所以人们都乐于和他相处。他生活极为简朴，常在课余和假期为学校刻蜡纸、油印或抄写讲义，换取一些补贴以维持吃饭的花费。多数学生都有钱吃“包饭”，而他整个学习期间只在门口零买，时常只用家里带来的一罐酱下饭。南开学校创始人、校董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与才学，曾托人向他提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但周恩来还是婉言辞却了。他诚恳为公众“服役”，而绝无求闻达之意，这是他终身奉行的原则。

后来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着巨大的飞跃，但是，这种中华人文精神所奠定在他的性格中的基石，始终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总理所独具风格的思想基础。这是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最可宝贵的遗产。然而，在接受这一文化熏陶的过程中，周恩来又对与这种人文精神缠绕在一起，并以此作为论证手段的礼教名分之类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人文精神的文化内核和名教精神的外壳之间的冲突，导致封建习俗的极度虚伪，这使周恩来从小就难以忍受。

在周恩来少年时期的性格养成中，最初就产生了对封建习俗的厌恨。胡华在《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中写道：“周恩来同志在童年是这个大家族中的长孙，每逢过年过节，或本家、外祖父家这两个封建大家族成员中有喜庆吊丧、生日忌辰，母亲总要带着他去应酬以至排解纠纷。这些活动固然是增加了他的社会见识，但是他对那些孔孟播下的封建的繁琐礼节，非常反感，特别看不惯的是破落了还要装门面的旧风俗、旧习惯，借债典当来送礼请客的虚伪作风。在他童年的心灵中，对这些封建习俗是厌恨的。”① 周恩来生母去世时，外祖母对丧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父亲本已穷困潦倒，但仍千方百计搞到一口上好棺材，但外祖母家仍要求再用几层麻布几层漆，逼得他父亲一筹莫展。勉强入殓后，外祖母家又提出许多苛刻条件，以致不能安葬，只好把棺材搁在庙里。往日外祖母的恩爱和温情脉脉，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变得如此冷漠和怨恨，这使少年周恩来十分困惑。嗣后他独立在家支撑门面两年，封建的礼仪规矩和世态炎凉更给他留下令人窒息的痛苦回忆。后来他回忆道：“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①家里墙上贴着一张纸，“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②这时候，原来对人间温馨的追求，被异化为“名分”所强制的纯

③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8 页。

① 胡华：《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 页。

① 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第 5 页。

② 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等谈话记录，1964 年 8 月 2 日。

粹义务，在现实中成为“硬撑门面”的虚假，这当然使周恩来十分痛苦。所以到解放以后，他仍对家里人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③儒家礼教精神笼罩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的无形之网，在当时已是极度僵化，并层层窒息着中华人文精神对人的尊重与肯定。周恩来的性格之中本来就追求人与人之间的诚挚和温厚，这使他无法忍受这张无形之网的束缚，无法忍受这张无形之网冒充仁爱德性的虚伪。儒家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无从使他成为一个封建礼教精神的皈依者和维护者，而只能使他成为它的叛逆者和反抗者。而且也正是这一僵硬的形式外壳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核，早在周恩来的性格基础中奠定了忧国忧民、服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正是这种拯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责任感使他去寻找否定儒家礼教这一僵化的形式外壳的新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