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和尼克松的分歧说起

周恩来是一位公认的学者，在政治、历史、哲学等方面部有很深的造诣。这使尼克松十分钦佩，他记述自己 1972 年的中国之行时说到他和周恩来的谈话，“我们的谈话从政治谈到历史，谈到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是一位学者转变成的造反者，他从未失去学者心灵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度。”但是，在谈话中，他们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不同的理解。尼克松记述说：

“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把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同殖民者作战的法国军队当成了‘志愿军’。事实上，法国军队，除了象拉法叶特那样极少数的人以外，都是真正受过训练的，在反抗英国军队中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职业士兵。”

“周还对我说过，林肯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内战的，并由于‘人民’ 的支持而取得了胜利。其实，虽然林肯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巨人，而且中国人是以极大的尊敬谈到他的，可是他并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战争 的，而是为了把南部各州拉回联邦里来。他的《解放宣言》是一种策略，只在叛乱各州中解放了奴隶，并没有在仍然保持在联邦内的边界各州里这样 做。林肯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奴隶制的，但是他最优先的目的则是拯救联邦”。

①

对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详细评述，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不过， 对于这段不同见解的见论，我们要指出两点很有意思的地方：

其一，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参加反英国殖民主义战争的有两种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一种是出于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道义而自愿参加战斗的军队，有法国的拉法叶特、栖格尔、圣西门和波兰的民族战士普拉克斯基和科什休什科等，人们统称为“志愿军”，连欧美也是这样称；另一种是在七年战争中遭到失败，企图利用英国殖民地革命的时机恢复在北美的势力，因而 1778 年对英宣战，并于同年 9 月首批派往北美参战的军队，这当然不是“志愿军”。对于这两种军队的区别，周恩来和尼克松恐怕都不会不知道，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十分注意强调了前者，而尼克松却十分注意强调后者。

① 参见尼克松：《领导者》，第 263 页。47

其二，在美国南北战争第一阶段，林肯受共和党右翼影响，确实主要以联邦统一为目标，他仅以维护宪法和统一国家为口号，而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和解放奴隶问题，因而战争不带革命的性质。但是，这种战争性质的认定使北方军遭到了惨败。而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前方战争的失利和全国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迫使林肯政府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战争，从而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宣言。这种对战争性质的重新认定，实质上使战争的革命性目标获得了主导地位，使革命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当时在北军的 1000 名士兵中，

就有 421 名工人，487 名农民；北军中有黑人 18 万 6 千人参战，其中 13 万 4

千人来自南部各州，他们每 3 人中有 1 人为革命献身；南部各州有 50 万黑人

逃离种植园，有力地破坏了南部经济，并组织起义，牵制了奴隶主 10 万大军。革命影响甚至波及整个西欧。由于工人的坚决反抗，迫使英法政府不敢贸然发起武装干涉。马克思当时就评述说：“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巩固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各个统治阶级的智

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胡作妄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① 对于美国南北战争第一阶段的性质认定和第二阶段性质认定的不同，周恩来和尼克松当然也不会不一清二楚，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十分注意强调战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性质，强调了解放奴隶的革命目的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因而也强调了人民对于战争的支持而使战争获得胜利，强调人心的向背在战争胜负中的决定性地位；而尼克松却十分注意强调战争第一阶段的性质认定，强调战争的“人民”目标不过是“宪法”目标的附属物，人民不过是实现战争策略的工具，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政府的谋略。

从以上分析看，两者的歧见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认识论上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特别注意了自己所十分强调的事物的某个侧面（当然各种“侧面”有表面层次、纵深层次上的不同），特别强调了从自己的特殊视角所把握的事物的不同侧面。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是一定的“意识中心”在人的认知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给果，有如饥饿的人最容易发现面包、惊恐的人最容易把灌木丛当成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其谓也。周恩来特别强调独立战争中“志愿军”的作用，强调南北战争中解放奴隶宣言所发生的作用，表明他视战争胜败之最终渊源在于人心的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他终身信奉的政治原则和管理原则。而尼克松特别强调政府决策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在战争中对于“民意”的利用，表明构成他的意识中心的是政府的决策谋略，而“民心”只在政府行为中具有技术性、策略性的意义，只在政府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生工具的作用。

以上歧见，除去政治哲学上的意义外，表明周恩来和西方行政界在政府行政资源上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