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权管理与人格平等

20 世纪是一个世界大交流的时代。东方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吸收西方管理的经验和哲学意识，而西方人则在工业东亚的崛起中，掀起了一个“东方热”。美国行政界的一些高级文官，由于厌烦于长时间在职位本位制的体制控制之下，履行一种纯机械式的管理活动，因而向往中国思想家老子的一句治国格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认为这是“关于领导人的座右铭，2500 年以来，仍未有出其右者。”①这种“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式的管理，换老子的另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式的管理。它不认为管理是管理者对于管理对象的绝对控制和精确操纵，而认为管理的整个过程应是被管理者自觉行动的过程，是使管理目标成为被管理者的心理追求，从而使被管理者自动地为实现管理目标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的过程。这是与管理者单方向实施管理权的专权式管理相对立的一种共权式管

理。但是，这种共权式管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不同阶级的行政人物中， 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管理者们主要把它理解为分权管理和参与制管理；在日本，管理者们主要把它理解为有如无言地引导抬轿者们互相心照不宣、而又齐心协力地把轿子抬到神社去的“抬轿子式”的管理；中国古代的道家把它看作是小国寡民的“纯自然”环境下，无为而治，听任百姓“自然”的管理；而儒家则把它看作是以民本哲学为基础的“君——臣——民” 三位一体的王道行政。

周恩来的行政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管理传统的精华，同时又充满着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高度自觉、并获得高度自由的社会。在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前进中，列宁曾设想在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上，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管理处”，每个普通劳动者都可以成为而且都应该成为真正的管理者。①周恩来循着历史前进的方向，立足于人民的自觉精神，在自己的行政中贯彻着一种既显示中华民族优秀管理传统、又带着鲜明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共权管理原则。而这种共权管理以其在文明发展中的前进性而区别于其他共权管理模式，其根本点乃在于它是建立在对民本哲学和权利平等实现了双重超越的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