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伟人和哲学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2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

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954 年 9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959 年 9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65 年 1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75 年 1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任命周恩来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于此任。

自 1 月 8 日逝世之日至举行葬礼的 1 月 15 日，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悼念他，几乎所有国家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为他的逝世发表了沉痛哀悼的声明和谈话，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联合国不仅下半旗，而且同时没有升起所有会员国的国旗，在这个世界组织中这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世界各大报都在显著地位报道了这一噩耗，有的整版套上黑框。新闻界宣称：“全世界都哀悼他的去世，因为他是一个罕有的受人爱戴的人”，他“赢得了他的朋友和敌人的尊敬”。①

周恩来主持政务的 26 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遇到了巨大的艰难曲折。在他第一任和第二任期中，中国刚从苦难和黑暗中挣扎出来，周恩来沉稳地操持着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内外事务，使之从昔日的杂乱中走向井然有序。在他的第二任中期和第三任期间，中国在前进中出现了颠簸。周恩来老练地消弥着过度的稚气与必要的秩序之间的摩擦，维系着国家整部机器的正常运转。在他的第四任至第五任期间，中国处于国运浩劫的时期，周恩来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控制了自己内心的极度痛苦，在危难之秋，充任了中华民族守护神的历史角色。26 年的行政生涯中，他既在国运兴隆之期经纬万端，又在国家动荡之际维系全局。他是 20 世纪中国不可或缺的人物。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的历史。蒋介石败走了。毛泽东点燃起中国革命之火，设计着中国社会的蓝图。而周恩来则“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他认为，周恩来是他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中国的领导人能象周恩来这样做出决定，那么，“有着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民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的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①。

据说有一位国民党官员曾说过，“假如内战期间，我们这一边有个周恩来，情况会大不相同。也许是毛泽东被赶到台湾去，而我们却在北京呢”。

②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段话当然是荒谬的。而从管理国事、操持政务的角度看，正好说明周恩来是 20 世纪中国独一无二的行政雄才，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早在 1949 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他就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①建国初期他又说过，“恩来同志是我们国家政务院总理这样的人才”②。尽管在晚年时，毛泽东在某些方面与周恩来存在着无庸讳言的不一致之处，但是他始终没让江青这样的人去残害周恩来。他深知共和国不能没有周恩来这样的总理。

斯大林同样看清了这一点。1949 年他在与中共代表团谈话中说：中国革命很快就会取得胜利，那时你们就将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不过在这方面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哪儿去找这样一位理想的总理呢？！③同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他在和周恩来就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新政府的总体规划和设想、对外关系等问题作过一次谈话后，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④。

中国人对周恩来怀着极其深厚的敬仰和爱戴。这种敬仰和爱戴，集中表现在 1976 年 1 月 11 日薄暮时分，十里长安街上的一百多万男女老少肃立寒风，自愿为总理送灵的动人场面；表现在这一年清明节前后全国悼念总理的狂潮。这动人场面，这悼念狂潮，表现出周恩来与中国民众在最深层次上的心灵沟通。由此我们既深深惊叹如此坚实地积淀在中国人心灵中的文化共同点，更深深惊叹周恩来作为历史伟人在中国人心灵中所激起的精神共鸣，深深惊叹周恩来对灿烂中华文明的精湛把握和卓越体现。所以，尼克松把周恩来的卓越之处和成功之处归结为周恩来自己的这样一句话，或者说是一种哲学态度：“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①

当代知名的管理学者彼德·杜鲁克认为，管理自身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决非万能，无论管理自身如何力求发展，它总还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②这里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管理者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之中，面对着特殊的文化哲学心态，他的管理的运行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都受制于这种文化环境；而且管理者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也都受制于一定的哲学意识的引导。伟大人物的伟大业绩，必定以植根于一定文化土壤中的深刻的哲学意识为基石。管理学者怀海德认为，即使在现代的管理中，也“必须有一种非专门化的态度”，或者说在不同情况、不同事实之下可供引用的“原则”。这是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最深刻的最能动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可说是种哲学的习惯”。③所以，当我们深深惊叹周恩来 26 年行政生涯（或者也可以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在中国和世界赢得的普遍尊崇，深深惊叹周恩来在自己的政务活动中对于中华灿烂文明的精湛把握和卓越体现时，我们实际上也深深感受到在这位伟大人物的行政业绩中，在他呐

行政目标选择、行政价值评估体系、行政运行机制建构中，包孕着一种灿烂夺目、令人神迷的哲学精神，感受到这种哲学精神所显示出来的神奇力量。我们并不想把周恩来描绘成一位专门构筑逻辑体系的哲学家。我们这里

所说的哲学也不是依赖宁概念、判断、推理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并不表现于某种思辨与著作。这种哲学，乃完成于周恩来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政务活动家的全部人格之中，贯穿于他作为中央政府行政首脑的全部实践之中，实现于他的全部行政业绩之中。

具体地说，这里的哲学，首先是指看待对象物的总态度，或者说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总的态度体系。它包括关于对象物的本体性认识和存在方式的认识，包括把握对象世界的总体方式选择，包括物我关系的总体理解等等。它渊源于民族文化的最深刻的传统，也渊源于后天所接受的环境教育，还受制于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在主体行为的哲学导向中处于最核心的层次。其次，这里的哲学是指把握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建构于人的意识深

处，乃是人们思维运转的逻辑轨道。它规范人的情感方式和认知方式，引导着对于对象世界的感知与体悟，并且通过特定的手段把客观外在的对象物重新建构在主体意识之中，由此形成主体对于对象物的知识和意见。这种思维方式中，既包涵着主体思维活动的最一般的逻辑框架，同时也包含着主体的思维能动性，从而引导着思维对象的选择，认知角度的确定，在主体内部重组世界的积极性。它在主体的哲学导向中造就最一般的手段。

再次，这里的哲学是指主体内部的最一般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深深积淀在主体意识之中，引导着主体的价值目标的选择和价值评估尺度的适用；塑造着主体的人格形象，培育着主体的道德观念，并支持着主体的道德信心。它表现为主体行为的总体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建立。这一价值系统中最稳定的要素往往来源于民族文化心理最长期的积淀，同时也在主体不断选择中丰富自身。它在主体行为的哲学导向中创造着目标和对目标的追求，同时也创造着主体行为的最一般的规范。

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哲学，乃是一种主体精神中的最深层次上的底蕴，是在主体行为中可供“普遍引用”的最一般的“原则”。对于周恩来这位行政伟人来说，他的思想、活动、功业，都奠基在这块哲学的基石上。当然，在他的行政生涯中某些时候所经历的内心痛苦，以及某些行为对于目标的偏离，也都与这片哲学的土壤有关。我们要研究周恩来的行政功业，要研究周恩来的行政思想，更要研究决定这一切的哲学。它是周恩来整个行政实践的灵魂，甚至是当时整个中国行政机关运转的灵魂。

但是，在步入周恩来行政哲学的殿堂之前，先让我们来浏览一下周恩来行政哲学的参照物。

那么，就请允许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暂时离开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