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求之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按照管理主体对于管理客体的把握方式和作用方式，按照管理的主客体双方在相互作用中结构起来的关系模式，可以把各种管理分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境界：“强求之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① [美]奥德威·狄德：《管理的艺术》，钟振华译，巨流出版社，第 4 页。

① 据《时代信息》，1986 年第 5 期。

“强求之境”，是以强权为核心原则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境界。在这种管理中，笼罩着主奴关系的残暴气氛，管理者依仗强权手段，迫使被管理者以奴仆的身份臣服于自己，迫使被管理者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主体自由意识，绝对地服从管理者个人意志的驱使。人类社会管理的历史表明，社会的文明层次越是低下，这种管理境界的出现就越是普遍。从出土殷人礼器和周人礼器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殷商时代是一个整个社会都震惊于强权面前的社会。殷人青铜礼器上的饕餮图纹神秘惊骇，阴森怖人，至今仍使人有不寒而■的感觉。这是一个“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时代，社会管理中的权威力量是“神秘占卜”和“斧钺烈火”。到了周代，景况就大为改观，“周尚文”，饱含人间温馨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中弥漫开来，所以周代礼器的艺术气氛便走向温厚和明快。而在北方少数民族，又是另一番情景。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述：匈奴单于头曼有太子名冒顿，因害怕父亲传位给少弟，即组织培植一支绝对忠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准备杀父自立。《史记》记述道：

“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己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刹单于头曼，遂后诛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①

冒顿习勒骑射，组织亲附，深通粗犷不羁的游牧民族内部的管理艺术，但是这是一种野蛮的艺术，令人惊怖骇绝的艺术。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带着强猛蛮荒之气的管理艺术，已渐渐和青铜斧钺、饕餮礼器一齐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但是，有些现代的艺术家有时也孜孜不倦地向原始蛮荒时代的艺术品中寻找灵感，现代管理界也常常有人向这种远古蛮荒时代的管理境界中寻找哲学的启发。然而，前者可以唤起人们对人类孩提时代的神秘回忆，而后者却在现实生活中与现代文明发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这种管理中的强求之境，除在个别特殊领域，比如战争环境下，还有局部存在的价值；而在经济管理中，自从跨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后，就渐渐被管理者们所排斥：至于在国家行政管理中，20 世纪的人们已普遍不能容忍这种野蛮文明的存在。人们只愿意在自己的古玩架上摆上朴野无文的古代岩画的复制品，却绝不愿意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出现冒顿式的管理文化。

“有我之境”，是以合理控制、合理调节为原则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境界。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现，使管理中主体对于客体的关系，事实上复制了生产中工人对于机器的关系。管理者以管理知识、管理技术的专门占有者的身份出

①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现于管理对象面前，有如技术工人出现于机器面前。管理者以理性代表的身份出现于管理中，被管理者以服从理性的名义被构筑和规范在“合理”的管理外在形式中；发生作用的是管理者表现于这种外在形式的管理意志，而被管理者则只有在放弃自己的个性特征而作为形式同一的普通物时，才能进入这一管理体系。所以，这一整个管理体系是管理者真正的“有我之境”，是只有管理者“自我”存在，而没有对象“人”存在的“无人之境”。

这种管理中的“无人之境”，在以科学主义管理为代表的管理浪潮中进入了极境。当这种管理浪潮发展到顶点时，一切都消溶在“可靠、迅速、精确和经常的记录”（情报和会计制度）、“派遣”（工作的计划和程序）、“标准和进度表”（执行任务的时间）；“标准化的条件”、“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做法的书面说明书”以及“效率报告”①当中，管理对象人只是这一整套“标准化”机器运转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而唯一操纵这部机器运转的就是管理者自身。泰罗及其信徒们看到这种管理浪潮的出现，甚至也惊骇于它对人的极端冷漠，有如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再也无法使它服从自己。有一次，被泰罗视为自己忠实信徒之一的库克外出执行任务时，竟然看到一家工厂的入口处写着“H-ands Entrance”（“手入口处”），他在惊异之余更露出几分气愤，他问厂主：“where do the heads and headS enter？”（“头和心脏从哪里进去？”）②其实在厂主的管理意识中，管理的对象只有“手”而没有“头和心脏”，“头和心脏”只存在于管理者自身。因而管理的过程，也就是“头和心脏”在“手”上实现的过程，是“头和心脏”对“手”实行控制和支配的过程。

梅奥主义的管理不再把这种控制和支配仅仅看作一种外现的职能。他们在感情的、非逻辑的领域中探索对管理对象的控制和支配，并由此来修改管理中的严格外部控制，发展起他们自己所特有的人际关系技能。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力图把被管理者看作“人”，其实这种“人”只是他们的管理理性的“对象物”，是他们的人际关系技能所操作的“对象物”，正如工人们所称谓的是供他们理性解剖和试验的“奶牛”。他们用“社会人”的概念取代“经济人”的概念，只是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展现对人的操纵和支配，而决不是在管理体系中把被管理者看作“物胞我与”的人，所以梅奥主义的管理，仍然是管理者的“有我无人之境”。过度浓郁的理性气氛在这里笼罩了一切，以至除了管理者的自我之外，再也没有“人”的存在。这里是一个“工具” 的世界、“技术’的天地，无论是“标准化”技术，还是人际关系技术。管理者们进入了一个为追求各种技术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乃至于自己也异化为体制理性的工具。这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觉得

① 参见埃默森：《效率的十二个原则》，纽约，1913 年版，第 10 页。

② 参见肯尼思·E·特朗布利：《一个欢快的自由党人的生活与时代：矣里斯·卢埃森·库克》，纽约，哈珀一罗出版公司，第 10 页。

不胜其重负。他们希望管理中开拓出一个新的境界。 “无我之境”，是管理双方和谐共权进入到一种艺术化的境界。由于管

理者与被管理者情相牵、意相通、道相同，所以在“相视一笑”中便能完成管理过程。尽管管理始终在按照目标原则的要求而和谐正常地运行，但是管理双方似乎并不感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的存在。管理者在管理体系中， “无所为而无所不为”，“看似无我而无处无我”，有如云龙天光，但见其声色，而不知其所在。被管理者在管理体系中处处觉得自我个性的存在，一切过程都成为自己的“有效努力”，一切成功都可以说是“我之自然”。

日本学者盛田昭夫比较东西方管理，把美国式管理称之为“砌砖墙”，把日本式管理称之为“筑石壁”。美国管理机构事先设计好具有某种“合理化”的组织范围，将每一项工作的范围和责任加以规定，然后再寻找合适的人员，如果没有现成合适的人员，即把现有人员放在“克拉普罗斯提斯的魔鬼之床”上，按照“床”的尺寸大小来对现有人员或“拉长”或“截短”，迫使其放弃原来的“自己”，而适应工作的范围和责任的规定，这样，所有员工都成为具有普通统一性的、“尺寸大小”完全一样的“砖”，管理也就是拿这些“砖”来砌成“墙”。而在日本管理中，各式员工都是原始形成的石块，有圆有方，有长有短，有大有小，颜色各异，形式不一。管理者必须依其自然天性，艺术地巧妙编排，以期造成结构良好、造型优美的石壁。每一块石块都在这面石壁之中保持着自己的“天性”，发挥着具有个性特色的作用，既使石壁结构坚固，又使石壁富于艺术的美感。比较两者，美国式的砖墙具有“人工之美”，日本式的石壁则具有“天工之美”。所以美国的管理是管理的“有我之境”，而日本式的管理则追求管理的“无我之境”。

西方管理界时时在自己管理哲学的窘迫之中，叹息这种管理的“无我之境”乃是数千年来管理者孜孜追求，然而至今仍未达到的佳境。美国学者艾博契特为自己的一本传世之作《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修订本作序，此序的标题是《管理的过去与未来》，标题之下即引了《老子》的一段话，“善用人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以为全文的主旨。“老子”所言，意在使管理者要善于得人之力，而不专仗自己之力；而要善于得人之力，就不能凌驾于被管理者之上，而要居于其下，要谦卑，要礼下，（儒家解释为，应该以被管理者为“主”，而管理者为“客”、为“役”。）这就是不以强力相争的道理，也就是能够用人之力，而不凭仗自己之力的道理。或者说，也就是管理的“无我之境”。艾博契特对此发出感慨：“这几句话至少已有 2000 年历史，它代表识见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却仍未有人能够趋近的一种‘道’的境界。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者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一段历史。”①

这种东西方管理界都在追求的“无我之境”，在周恩来的行政中获得了

① 转引自《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新探索》，企业管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0—121 页。

令人惊叹的实现，乃至于周恩来的名字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号召力和巨大组织力的行政力量。周恩来在中国人民的心国中，不是“神”，不是“超人”，不是“至高无上者”，不是“权力的体现”，而是自己的“亲人”、“朋友”、“兄长”、可与之共患难的知心者。周恩来的名字，能够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强烈的感情冲动，这种感情冲动所引起的自我趋动、自我调节、自我约束是任何理性制约所难以达到的。乃至于周恩来的逝世，在国内就形成一次任何理智的宣传部无法企及的“行政”动员；在他逝世之后，中国人仍然亲切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社会名流都本着中国人所固有的文化精神，引周恩来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知己”，愿意为他而奉行“以国士待我，必以国士报之”的哲学，“士为知己者死”的哲学。周恩来从来不愿意以权力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但是他拥有无可估量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这种境界，是沉浸于理性世界、“有我之境” 中的西方管理者所无法企及的。与“有我之境”中的西方管理不同，周恩未在自己的行政中所形成的不是一个管理的巨大而精密的机械结构，而是一个强大而有序的磁力场。这里看不出外力控制的痕迹，但是一种无形的内在力量发生着无可抗拒的趋动和调节。用周恩来自己一句最朴实、也最能表达其管理哲学内髓的后来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