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 世纪行政舞台上的哲学角色种种

20 世纪的行政舞台上，风云激荡，群雄毕起，峰回峦聚，杂彩纷呈。而

之所以如此，从客观方面说，最基本的乃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20 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尽管这个世纪还有近 10 年时间没有度过，但仅前 90 年来证明这一点就绰绰有余了。人类社会

在 1900 年以前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人口总数只达到 12 亿，而在这 90 年里，

人口就从 12 亿增长到 50 多亿，预计到 1999 年将达到 62 亿。在这 90 年中，人类在技术和物质上所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甚至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超过了以往时代的总和。人类开创了电脑时代，并在月球上行走，环球旅行在 1900 年只能在假想的计算中设定为两个多月，而到 1980 年只要 24

小时。然而也就在这个 90 年中，爆发了 130 多场战争，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

战，约计死亡了 1 亿 2 千多万人，超过人类有史以来到 1900 年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而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大国手中所拥有的核武器破坏能力，如果按当量折算，则全世界人均可以摊到 10 多吨梯恩梯炸药。这是一个空前伟大和进步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空前紧张的时代。它为各国政务活动家们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机会。

其二，本世纪有两大事件使国家在社会中的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其一是30 年代斯大林依靠国家的权威力量，通过社会主义的集中统一的计划，有效地组织了苏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西方世界无可想象的极短时间里，使苏联这个不久前还使用木柴炼钢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进入世界前列的工业强国；其二是在 30 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通过国家力量来创设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干预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使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出现了新的繁荣。这两个范例成为许多国家按不同情况、不同意识形态要求、用不同方式所仿效的对象。尽管在六七十年代后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浪潮，但是由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范围扩大与紧迫性的增强，国家管理职能的地位仍在上升。这实际上大大扩展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活动舞台，为行政人才的精彩表演准备了扣人心弦的脚本。

20 世纪对于国家行政人才来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伟大世纪，这一个时代也创造了自己的行政伟人。他们在国际政治社会中相互合作、相互抗衡；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组织国力，促进发展，他们都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获得过成功，也遇上过各种体面或不体面的悲剧。正是在这些成功之中或悲剧性的境遇之中，他们展示着自己的宇宙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他们的思维方式，因而事实上他们也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展示着自己的哲学。对于一个“德政” 意识极为浓厚的中国人来说，怎么也不能理解阿登纳何以对他的德国同胞如此不信任，竟然称呼他们为“吃肉的绵羊”，怎么也不能理解戴高乐何以对他的法国同胞如此鄙视，竟然当众骂他们是“畜生”，“法国人是畜生，就是畜生”。①然而在他们的行政生涯中还是取得了世人公认的业绩，并在德国人和法国人中获得了应有的尊敬。恐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很难理解印度人奉为“圣父”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什么通过这种极端苦行主义的方式来动员民众和组织民众。他总是赤裸双足，身缠土布“拖地”，

鼻架钢腿眼镜，手执竹制拐杖，手牵着供他喝奶以延续生命的山羊，哪怕是走进英国金碧辉煌的王宫。有时，尾随他的人还抬着他的便桶椅，以示号召社会对卫生的关心。而中国人对于中曾根康弘在自己的行政生涯中为什么推崇德川家康就比较好理解。因为德川家康认为以实力决胜负则天下乱，应当以情理治国，而为此则要引进学问，首先要引进孔子之学。所有以上这些区别，以及在相互认知上的歧异都，表现了各自由于民族文化传统而产生的不同的哲学精神，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行政舞台上扮演特定的哲学角色。 20 世纪是世界高度整合化的世纪，是整个地球变成为一个小小村落的世

纪。然而这种高度的整合，并非是对各自特点的否定，不是无差异的掺合。恰恰相反，这种整合乃是以各自特点的充分发育为前提，是一种对于和谐有序的系统结构的寻求。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保持和发育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这些国家的行政首脑在国家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哲学精神中。尽管现代管理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达得多，并且解决了管理当中许多人类共同的难题。但是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否定各国文化传统所引起的管理中的各种哲学角色的区别。而且承认这些区别的存在并由此引起管理方式的转移，这本身就是现代管理科学所指明的一条原则。

在这形形色色的哲学角度中，周恩来当然是独树一帜的。但为了更好地了解周恩来，让我们先来看看 20 世纪行政舞台上的其他哲学角色。

首先，我们在西方行政舞台上看到了行政首脑们的个人主体精神的充分展现。在他们的政务活动中，行政过程被他们看作是一种充分的自我实现。温斯顿·丘吉尔从来就反对“不行”、“失败”这样的字眼，他认为“我们大家都是虫子”，“不过，我的确认为我是一个萤火虫”。这种哲学态度使他在任何恶劣的行政环境下从不畏缩和气馁，这位英国人普遍认为他象一个“好战的牛虻”。他毫不掩饰对于权力的追求，当他八十多岁退出政坛后，有一次会见铁托时，看到铁托抽烟喝酒，精力充沛，就自问自答地说出自己对于铁托为什么仍显得如此年轻的看法：“我知道是什么了。就是权力，权力能使人保持年轻。”而德国战后在国家管理中获得高度成功的康拉德·阿登纳则把政务活动看作一种人生的极大乐趣，他对高度紧张的政务活动的令人生厌的争斗绝不望而却步，而是抱着一种强烈的向往。人们评价他“总是愿意进入角斗场，而不愿留在看台上。”这种态度使他们把行政过程看作是一种个人的技术和艺术的表演，并从此中引伸出理性化的结论。夏尔·戴高乐说，“权势正是从内在力量与表面克制的鲜明对比中获得的，这好比一个赌徒的赌风，当他增加赌注时能够比平常表现得更加冷静，也好比一个演员，要能够在竭力控制自己时把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产生最显著的效果。” 他认为之所以能够贯彻他的政治主张，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擅长“演戏”。

这种行政精神使他们在价值体系的结构中偏向于对个人政治需要的倾斜。尤其是传统的美国精神在行政管理中的渗透造就行政首脑们的特有的现实主义态度。现在的人们在评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30 年代所推行的新政

时，总是努力地给予哲学的概括。然而在组织推行这一新政的当时，却很难看出有什么理论思辨的前提。就此事有一位年轻的记者问罗斯福：

“你是共产党吗？” “不是。” “你是资本主义者吗？” “不是。” “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不是。”

这位记者对于罗斯福拒不承认自己属于哪种常规的意识形态而感到困惑，最后问道：

“那么你的哲学是什么？” “哲学？”有点迷惑不解的总统回答说，“哲学？我是基督教徒，是民

主党人——如此而已。”

这并非是罗斯福在为了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而故作姿态，新政确实反映了罗斯福自己对理论原则的厌倦情绪。他只是觉得，政府的目标就是要改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此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干的。在当时看来，新政实在是一种天真、人道主义、注重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意愿同社会和经济试验冒险的混合物。罗斯福的脑子里常常反覆无常或自相矛盾，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有人说他是保守主义者，而保守分子又指责他执行社会党的纲钡，这一指责却又为社会党人大为恼火。然而正是在这种表面上的“飘忽不定”中，显示出罗斯福行政意识深处的那种“有用即真理”的哲学态度。他的行政哲学奠定在实用主义的基石上。他是一个具有典型美国精神的美国总统。①

而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的力量来自于个人在国家生活中的“神话”。②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不仅以他的政治理想和原则为印度人所倾附，而且在印度这块特殊的国土上表现出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组织协调能力。他没有在任何一届印度政府中担任行政首脑，但是他所组织的每次运动

（由于这些运动参加者人数众多、范围广泛，且奉行绝对的非暴力主义，因而在管理与协调上更显得困难）都井然存序、有条不紊地走向目标，这不能不使凭借依据理性原则而建立起来的行政机器实施管理的西方人大为惊叹。他没有西方人所拥有的那种组织机器，他依靠的是印度人奉他为“玛哈德玛”

③的神秘力量。他身为表率，自己“以地作床，身穿粗布，黎明即起，节食节欲，清理厕所”。他有效地运用通过这些苦行主义的示范行为所获得的神秘的影响力，实现了对他领导的运动的有效管理。也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才能（当然也包括由于他的政治信仰），他成为在印度的各种力量的协调者，这些力量包括：“年老的稳健派政治家和年轻的激进派；政治恐怖分子与国

会议员；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特权阶级与贱民阶级；印度教与穆斯林；印度人与英国人。”①当时英国派往殖民地任印度副王的韦维尔元帅称甘地是位“施展巫术的老政客”。②这当然包含着对政治对手的攻讦之意，但也道出了甘地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而有效组织的奥秘。他不是依靠理性化的组织机器，而是依靠某种巫术般的力量所形成的管理场。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政府行政首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是逐步从印度老传统中走出来的人。他在被欧化了的印度家庭中长大，又感兴趣于马克思主义并倾向于社会主义，他的对内政策的四大支柱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团结、现世主义（以区别于印度古老传统中的轮回观念与来世哲学）。他努力用西方的行政机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然而他自己的民族的传统迫使他不能完全依赖这一点，而同时必须依靠那种并不是理性组织所能够赋予他的个人的权威（区别于体制性的权力）和威望，这种权威和威望往往具有“神话” 的力量。他始终保持着印度人传统所希望的那种谦虚和仁慈，能够极有分寸地克制自己，在自己的阁员中安排有独到见解而能提出逆耳忠告的人；当意识自己的设想遇到有人真正地反对时，他就让步；而对弱小者，始终给予远远超过他们的实力所能获得的尊敬与关注。这一切，使他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与“圣雄”甘地同样的管理能量，使他在国务活动中常常得心应手，这大概也是他从 1929 年始终担任国大党主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 1947 年印度独立直至他逝世，他始终是印度总理。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尼赫鲁那位能干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印度1966 年至 1977 年连续三届任政府总理，1980 年再次出任印度政府总理。她也可以说是印度的一位行政干才，但是却没有如她父亲那样获得印度人民的尊重与爱戴。她虽然没有完全褪尽印度传统所留给她的哲学痕迹（她曾在泰戈尔处受过教育），但是她努力使自己做得更象一个西方人。她在自己的行政活动中顽强地表现自我，当她父亲还在任政府总理的时候，她就设法左右自己的父亲。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国大党中有人提出建议要她出任国大党主席，她“只是装模作样地犹豫了一下以后就接受了这个建议”。①一上台就一反传统精神，以原则服从于政治需要，和一些只比流氓略胜一筹的小党联合起来，迫使中央政府下令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这种性格使她在尼克松政府的眼中，成了“一位有潜力的麦克佩斯夫人”。还是在她童年时代，她就在自家的阳台上一手扶着一根大柱子，一手高高举起，口中喃喃不休。姑母克里希娜惊讶地问她在做什么，她“黑眼睛炯炯发光”，严肃地说：“我正在练习做贞德。”但是，印度人未必喜欢这位“贞德”或“麦克佩斯夫人”来管理自己。在她第二次任总理的时候，印度人就开始简单地用“她”来称呼这位总理，或者讽刺地用重音称她为“夫人”。②于此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哲学精神在国家的管理中发生着多么深远的影响。

再向东方的行政舞台，我们看到了成功地管理过战后日本的几位能干的

首相。他们大都推崇儒教哲学，并结合以佛教和神道教的精神，从而构成自己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哲学基础。这恐怕是日本所有首相都在实践着的一种哲学精神，尽管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有程度深浅与实践方式上的不同。他们常以中野正刚的《宰相论》①中所引先贤的话互勉或自勉。这段话说：“诸葛孔明为非常时期宰相之典范。虽国体各异，然作为东洋一先烈，可教我以非常时期宰相之必备条件。诸葛孔明用兵如神，视黎民如慈父，身为文武大宰相，担蜀汉之兴盛而起，以死全节，实乃英雄兼忠臣资质者。他为宰相的心得亦见于《出师表》。他不恭虚名，不以英雄自傲，专为君主推挽人才，厌已之盛名，而实负国家之全责。”②战后日本首相中的能干者中，当然包括吉田茂及其“门徒”，“门徒”之中当然首推迟田勇人。吉田茂是公认的“亲美派”，他是战后把美国制度嫁接到日本来的联结点，但他按照日本特有的东方精神办事。他受过很好的儒学教育，景仰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从未被侵略者征服，原因就在于儒学文化传统。他按照儒教的中庸和克制的方针治国。按照这一精神，他在日本创立的一种崇尚家族精神、保守、求实利的政府风格，至今仍然维持着，所以尼克松称他是一位“毕生面向西方的东方人”，而称当时驻日本的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为“毕生面向东方的西方人”。③吉田茂的门徒们仍始终不渝地奉行他的哲学。池田勇人在 1960 年接任首相后，乃以“宽容与忍耐”为口号，使政府以“中庸”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用调和主义方式软化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斗争；而同时则按照传统的厚生主义精神推行“收入倍增”计划。他尊崇传统的治国安民之道，认为“所谓政治，就是提高国民生活，保障社会安定，做到十年内收入增长一倍。”①人所共知，他的目标实现了。

自西至东，我们只是在本世纪的行政舞台上稍稍领略，但就已经足可以惊叹在不同国土上的行政人物的哲学精神是多么丰富多彩。这些深深积淀的哲学底蕴，既为这些行政人物所固有，同时也是在各自特定的国土上获得行政成功所必须。

那么，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功的行政管理奠基于怎样的哲学基石？让我们步入周恩来这位大国总理的行政哲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