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权变而穷通

① 参见《不尽的思念》，第 289—290 页·

追求决策思维中的“允中’之境，追求“恰到好处的合理性”，是非常不易的。在生生不息的“极、反”运行中，这种“恰到好处的合理性”总是发生着飘移。在此时为合理者，在彼时就未必“恰到好处”，因而决策中就要寻找适应于新环境的新的合理性。这种决策中的灵活性也就是“权”。“穷则变，变则通”，这是“极、反”运行的规律。所以知权变才能穷通，在“山穷水复疑无路”中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周恩来则把这种知权变而穷通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上。他认为要正确作出决策，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并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①党的总任务是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而按照“此地此时的特点”灵活决策就是权变。唯有知权变才能有效实现党的总任务。这种决策意识，使他把原则的无比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高度灵活性结合起来，把百折不挠的意志同“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集备于一身，从而使他在行政实践中显示出高屋建领、纵览全局的远见卓识，炉火纯青的行政艺术，以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超凡胆略。这使尼克松也为之叹服，他说，在他所会晤过的世界领袖中，这种精巧机灵的品性，无人能望其项背。这是独特的中国人性格，由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千锤百炼得来的。

人们公认，在 20 世纪的行政人物中，周恩来驾驭局势的能力是惊人的。这种能力首先来源于他能迅速而准确地知变。他坚决反对分析形势的“公式化”、“定型化”，②强调“要时时注意情势的发展”，①政府决策一定要应时而变，才能切实可行。解放初期，北京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塞交通，常常造成事故。为了发展首都的交通事业， 1954 年国务院会议正式讨论这个问题。有人主张把牌楼全部拆除，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则坚决请求保留那些牌楼。两方面争执不下，最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来决定。周恩来诙谐地引用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巧妙地指出“保留派”留恋“黄昏”，而没有考虑到新中国首都城市建设的需要。但是，他又肯定“保留派”对祖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珍视，而许许多多的有艺术价值的传统文化精品是新中国需要努力保存的。于是他提出，阻碍交通的牌楼要拆掉，不过，对被认为有艺术价值、值得保存的东西共八个牌楼，拆除后重新安置在陶然亭公园内。这样一来，这件事解决得恰到好处，使各方都满意。

知变，是跟踪决策的必要前提。周恩来说，“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②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十全十美。跟踪调节、知变应变，从而构成为必要的思维环节。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农

①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9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7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70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34 页。

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执行一年后，发现计划和纲要中建议的数字不切实际，行不通。但有些同志认为，计划就是法律，是一成不变的，从而被几个不切实际的数字框住了手脚，弄得进退维艰。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提出了对这两个文件进行修改的决策，并具体阐述了这一决策的思路，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唯实、知变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他说：“第一是关于八大建议的数字。这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第二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在草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有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逐步修改。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①本着“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的精神，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根据实际执行中的情况，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计划切实可行，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浪费，同时，也使大家的思想得到了解脱。

应变是一种艺术，周恩来说，“要根据形势来决定策略”，②“要善于估量情况，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③善于应变，需要决策者思维的创造性，使这种决策中的应变成为层层出新的艺术创作。周恩来在自己的政务活动中，极为擅长于随机应变，创造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安排。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招待会。周恩来当然出席，同时出席的还有国民党和各中间派团体的代表。可是在招待会中途，蒋介石的一位高级助手从公文包里抽出好多传单，发给到会代表。这使整个招待会气氛突然紧张。这时周恩来戏剧性地走到发传单人面前，说，“王先生，我看你是在推销书刊吧——让我来帮帮你。”说着拿过几份传单，几眼一看知道没有反苏反共内容，便笑嘻嘻地和那位王先生一起在会场上走着，帮他分发传单，一面似乎漫不经心地在客人面前轻声说，“我是替王先生卖书刊呢。” 这一来，全场立即恢复了友善的气氛。全国解放后，一次他为美国著名女记者路易·斯特朗在上海举行 80 寿辰庆祝会，他的祝辞把“80 岁”换成“40 公岁”，全场为之大欢。周恩来善于把握局面，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不迫，应变万端，游刃有余。所以西方人称赞他富于安排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小说家的天才。

越是在困难的决策环境下，越是需要应变思维的创造性。如《孙子》中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33—234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61 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7 页。

说，“夭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①这种“神”的境界，就是思维的高度创造性的境界。周恩来办外交也是如此。他说，“要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硬碰”，“要变换方式，绕过暗礁。”②1958 年 3 月，中国政府和日本签订了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后来受到岸信介政府的破坏。岸信介本人多次到台湾、美国等地活动，公开攻击中国，并扬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 年 5 月，终于因为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发生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侮辱中国的严重政治事件，中日贸易一度陷入中断。周恩来从发展中日关系的长远之计出发，决定变换方式，跨过日本政府的重重障碍，采取对日贸易“断而不断”的斗争策略，以保持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他从日本社会党和总评议会领导人那里得悉，日本象糖炒栗子零售商、漆器行业等中小型企业依靠中国产品为生，由于不能进口中国商品，生活十分窘迫，热望中国给予照顾。周恩来于是指示中国全国总工会出面，以“照顾物资”方式，向日本中小企业进行适量供应。这就为日后恢复正常的对日民间贸易打下了一个基础。事实上，岸信介倒台后，日本人民就提出了恢复日中贸易、发展日中友好往来的要求，成为促进日中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

“善变”，但不离其“中”。周恩来不仅知变、善变，而且万变不离其“中”，也就是始终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世界行政舞台上，罗斯福算得是一个善变的人。美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内勒·米勒说，“罗斯福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随着情况的变化改变自己的观点。”但罗斯福的善变往往从实用出发，没有固定的原则，因此罗斯福的前任总统胡佛说罗斯福是“一条穿着苏格兰方格尼的变色龙”。但是，周恩来善变，却始终不离原则，就如列宁所说的，“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让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①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而又和谐地结合起来的才能。周恩来强调，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一要坚持原则，该争必争，二要顾全大局，该让就让。”②如四届人大的筹备，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教育、文化、体育部门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几次研究，决定一些重要部门坚决由信得过、能为国家利益工作的干部担任，比如教育部门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可以作些让步。这样江青一伙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位置，但又不能胡扰蛮缠。就这样，在周恩来这种坚决而又策略

① 《孙子·虚实》。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69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48 页。

② 《我们的周总理》，第 186 页。

的斗争下，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而且，后来尽管发生了 1975 年到 197G 年的大动乱，周恩来临终前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大体上保存了下来。所以，国外一位行政首脑说：“中国将缅怀周恩来这位杰出的‘和事佬’，是他把党和国家捏在一起免于分裂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