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厚生”从神话走向现实

现尚保存的 60 年代初期我国部分粮食计划分配表，共 32 张，就在这 32

张表上，有周恩来自己动手核算调度、批点指令的笔迹达 994 处。当时中国的经济，特别是粮食状况几乎濒临绝境。当“其它人闷闷不乐时”，曾经坚决反对“冒进”，并为此挨整的周恩来顽强不屈，冷静而审慎地维持着整个经济局面，维持着人民的生计。这时候，他的工作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是人们相信他能够“找到一条整顿混乱局面的道路，他向来如此。” 那时候，他常常半躺在床上，抱病核算审批全国的粮食配给表。秘书建议， “让别人干这种技术性的具体工作不是更好吗？”从行政管理职能层次划分的一般原理来说，秘书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情态下，周恩来对问题有独到的把握。他说，“你认为这种工作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可是，它同样很重要。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它是解决几亿人民温饱的重要工作，如果我不亲自于，怎么能知道详细情况呢？”①

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戒慎恐惧，他尊重实际，崇尚实干，讲求实效。而维持这种心态的意识中心，就是“几亿人民温饱”，是“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周恩来行政的首要价值取向就是“民生温厚，衣食丰足”。周恩来把它引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并为此而终生恭谨从事。

在西方文化圈，政府行政当然也追求国家的经济发展（且不管其终极目的如何）。但是，这种价值目标的追求，并不表现为政府直接造福于国民，而主要表现为政府创设使国民自己造福的体制环境。即使是自称“能够体现人类博爱的动人的人情”②的罗斯福政府、其“新政”的核心，从行政的角度说，乃主要是寻找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从而创设

① 转引自《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0—411 页。

① 参见[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9—220 页。

② 见《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74 页。

经济重新启动并正常运转的推进机制与控制机制。这与以往美国政府采取的“自由放任主义”相比较，所不同的是政府不仅在政治与法律领域创设国民自我造福的体制环境，而且通过财政、银行等手段在经济领域创设这种体制环境。所以从行政哲学的层面上说，政府管理的职能在于维护国民争取自身利益和自我成功的权利，在于维护国民争取自身利益和自我成功所必要的普遍约束性的体制规则这一点上，罗斯福政府和采取“自由放任主义”原则的政府并无二致。有着这种管理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界，不可能有明确的“厚生”意识，他们对于东方管理中的“厚生”精神觉得很困惑。当看到日本的经理们对工人实行“终身雇佣制”，在员工过生日甚至其家属成员过生日时给他们送去蛋糕，当员工妻子生孩子时送去礼物，逢年过节每每挨家拜访，处处提倡尊老爱幼，扶危济贫，西方管理界的人们起先觉得不可理解，后来竟为这种东方式的管理所独到的神奇魅力大吃一惊。这就是东方管理中独树一帜的“厚生”精神，首要追求的是“民主温厚，衣食丰足”，并以此作为管理者的首要道德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首相如吉田茂、池田勇人、直至中曾根，包括企业界的管理行家，都毫不讳言，这种管理中的“厚生”精神来源于“中国文化”①

在当今可见之于神话与传说的中国文化的源头，就存在着这种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浓郁的“厚生”精神。一个十分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中国上古先民的原始生殖崇拜、社会权威（“首领”、“帝”）崇拜和祖宗崇拜三者是紧紧混合为一体的。古文字“帝”，乃源出于象征女阴的抽象鱼纹和抽象花卉纹，古文字“祖”，“妣”乃是男根、女阴的象形，而“玄■ 生商’的传说就更肯定地把生殖崇拜、祖宗崇拜和帝王崇拜融合为一体。这种浓烈的血缘权威的社会氛围，使原始首领以高度的仁爱之心对待自己的“子民”，力求“民生温厚，衣食丰足”。他们以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造福于万民。比如，圣人有巢氏教人“巢居”，轩辕氏教人作“堂庞”，“禹作宫”；燧皇教人用火，庖羲氏教人打猎捕鱼，神农氏教人种谷食谷，黄帝妻教民养蚕治丝；黄帝作车，少吴金天氏“加牛”，弃作舟；神农发明草药治病，黄帝发明针灸；庖羲氏发明猎具和渔具，神农氏发明农具；大禹治水，伯盖掘井⋯⋯ 仅此所录，便已说明，上古社会中凡涉及民生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中的所有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几乎全给“帝王”垄断了。这在世界各文化圈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普罗米修斯把天火盗给人间，并教人纺织、造屋、航海和医术，但普罗米修斯仅是一个“多事”的好心人，而不是对此承担有道德责任的社会管理者。而且就因为此，普罗米修斯受到了终身惨酷的惩罚。希腊神话中从来不对利民厚生的事感兴趣，他们绝不以赐给凡间“厚生”的方法、器具为自己的责任，他们只是惩罚罪恶，维护公正。

中国文化从自己的源头就产生了特殊的厚生精神，并一直成为中国管理

① 参见杨栋梁：《日本历届首相小传》，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的精神传统。但是，如果说，这种远古的文化传统乃存在于远古的神话与传说之中，而到了中世纪社会，则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神话”。它成为整个社会人们的一种“整体心象”。君王视天下万民之生存皆是自己的恩泽所赐，而万民则怀着感恩之情仰赖着普赐天下的浩荡皇恩，而事实上万民在“神话”世界中领受着浩荡皇恩的同时，却在现实世界中奉献上自己的膏脂；而兼有统治者和管理者双重身份的君王及其僚臣们，则在“神话”世界中慷慨地把自己的恩典撒于人间，而在现实世界中则用民脂民膏巩固了自身对于众民的统治。中国传统的“厚生”精神在这里完全被异化了。

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整个社会领域中铲除了封建宗法制度，新中国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为周恩来在自己的行政中否定传统“厚生”精神的异化创造了客观基础。在周恩来的行政意识中，“厚生” 精神不再是对血缘家庭关系中父对子、兄对弟的慈爱之情的非理性模拟，不再是统治者把民众结构在自己的统治体系之中的社会神话。“厚生”精神现在是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利意识，是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对于人民的义务意识，是政府的现实价值导向，也是政府行政人员对于人民的法律责任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厚生”已不再是“神话”，“厚生”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中国传统的“厚生” 精神在周恩来的行政哲学中获得了 20 世纪的新的时代生命。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周恩来认为，政府工作的首要重点，就是组织经济建设，要使全国人民富裕起来。全国一解放，周恩来就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1950 年 8 月，他在《建设与团结》的讲话中，对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关于国家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作了说明，他认为这个目标就是“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①不久后他在会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访华团成员时说，“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②自 1951

年起至其后的 20 多年里，周恩来始终坚持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先后在重要报告中讲述 7 次。1954 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③他说，“我们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①

正是出于这种指导原则，周恩来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3 页。

② 转引自《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387 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33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32 页。

周恩来有非常繁忙的外事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序列是外事服从内政，内政为了经济建设。他常和政府工作人员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那么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就是要争取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民主、自由、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②

这种明确的指导思想，使经济工作，使人民吃穿用问题，成为周恩来行政中最为敏感的神经，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这根神经绷得越紧。十年动乱之中，“革命”呼声响彻云霄，周恩来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专门找国务院同志谈话，情辞恳切地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③那时候，周恩来每天都要仔细审看各部汇总的生产报表，发现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掉下去

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不上，他都要认真查问原因，并立即商量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其二，“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①周恩来总是讲，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但事实上从我国的经验实践看，问题往往主要出在冒进上。所以周恩来说， “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②危险是什么？问题很清楚，危险就是破坏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他认为“我们国家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提出一副有名的对联：“抓好吃穿用，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思想是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采取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方针；而从行政学的角度看，周恩来是把民生大计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价值目标。周恩来在新中国诞生后 26 年里，一直是新中国的总理，但他一直不赞成中国宣布已经实现工业化。苏联宣布实现工业化的标准是工业的比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 70％。我国原定工业化标准是工业的比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 60％，到 1958 年时我国的这个比例数达到 65％，有人提出要宣布已实现工业化，但周恩来坚决反对，认为过早宣布完成工业化，对经济建设不利。因此，至今，我国一直

② 参见《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341 页。

③ 转引自《不尽的思念》，第 18—19 页。

①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90 页。

③ 转引自《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398 页。

没有正式宣布实现工业化。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这一坚持是正确的。

由于对民生大计的高度的责任感，周恩来对于人民的甘苦时时有着“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感觉。因而人民的疾苦，常常在他心中引起深深负疚的心理冲动，这种心理冲动使他的行政决策倍加“戒慎恐惧”，更加坚定地走向实际。1961 年，为解决“保煤”问题，周恩来首先考虑到井下工人劳动强度大，而且井下阴冷潮湿，所以他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决定，井下工人每月保证供应粮食若干斤，供应白酒若干瓶。然而“老大哥”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老大嫂”的问题。因为农村严重缺粮，矿工在农村的妻子儿子难以糊口，就跑到矿上去找亲人，矿工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在一旁挨饿而自己一人吃炮，总要分出一点给妻子儿女，这样他们自己又吃不饱了。周恩来了解了这一情况，心情非常沉重，从而下决心“动大手术”，接着在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提出了落实调整方什的工作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并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其三，坚决反对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政府行政中最本质的内涵就是政府脱离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高踞人民之上，甚至压制人民。周恩来把官僚主义看作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因为“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影响”。他列举了官僚主义的 20 种表现，其第一种就是，“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①以下各条也都有脱离群众、傲视群众，甚至与群众对立的特征。周恩来一生追求人民的“民生温厚，衣食丰足”，因而对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绝对不能容忍。1955 年至 1956 年间，广西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和部、局的干部还盲目乐观，不采取有力措施救灾，结果饿死 500 余人。周恩来得到这一报告后，既痛心又气愤，他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不能容许的。听到这件事，我非常气愤。不管它是局部的．还是一个县、一个省，就是一件事，也必须严肃处理。①

其四，策切工作都必须首先审慎地考虑对人民群众的利害关系。周恩来行政中的“厚生”精神，不仅仅表现在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组织管理中，同时也表现在政府的一切工作中。周恩来十分强调行政中必须始终保持“戒慎恐惧”、“临事而惧”的精神状态，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每处理一件行政事务，尤其是制定一项新政策，都必须真心实意、细致谨慎地考虑对于人民群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8—422 页。

① 参见甄小英：《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第 50 页。

众的利害关系，趋利避害，戒慎恐惧地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1954 年，我国建筑学界有的学者过分强调建筑式样的民族化，认为苏联、东欧都在批评艺术界缺乏民族风格的世界主义倾向，我们的建筑也应恢复帝王宫殿的民族式样。但是这种式样造价极高，比如北京饭店的每平方米造价只有 140

多元，而纯宫殿式样的友谊宾馆、亚洲学生疗养院每平方米造价高达 340 多元，当时受到不少人批评。周恩来就这件事对建筑学界的朋友们说，封建帝王的宫殿宏伟壮观，但是要枉费人民大量的钱财和很长的时间才能建起来。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建筑当然也要讲求美观，但首先应当考虑经济、适用，在经济、适用的基础上，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这个意见获得了建筑学界多数学者的赞成。这一意见使国家的建筑投资节省了数以亿元计的资金，并且大大提高了有效使用面积，缩短了建筑施工的工期。

尤其是每临可能危及人民生活和生命安全的事，周恩来更是严谨周密，一丝不苟。因为在周恩来看来，这不仅仅涉及一般的行政责任，周恩来从不惧怕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行政责任；这里涉及的是对人民怀着“赤子之情”的道德良心，这种因人民的疾昔而引起的良心上的自责，在他来说是极难忍受的。他亲自领导我国原子弹、氢弹的试验工作，为此，他对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他解释说，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丝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损失，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他不但要求核试验本身万无一失，各种应该进行的测量、效应试验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要求核试验的放射性烟云也必须“万元一失”，使之不仅不会对我国人民，而且也不会对邻国人民造成危害。有一次，根据气象预测，放射性烟云有可能在开始流动时进入邻国上空。周恩来立即命令暂停试验，让飞机携带核弹在机场等了 8 天 9 夜，当气象情况许可后，才进行试验。而在我国北方邻国曾有一位领导人，为了加强自己在和美国谈判中的实力地位，不顾科技人员的坚决反对，下令在技术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前进行氢弹试验，结果引爆后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牺牲了士兵、技术人员和科学家 400 多人。这种管理上的鲁莽、对人民缺乏必要的责任心，最终造就了自己党和政府政治上的反对派。两者相比，愈亦使我们看到周恩来行政中的“厚生”精神的极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