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允中、互济、适度

在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的 26 年间，政府行政决策的回旋余地是极为狭小的。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残暴蹂躏，连绵不断的战争的严重破坏，国民党政府对国力的竭泽而渔，使新中国在一开始自己的发展时，就举步维艰。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总数庞大，但经济水平很低，这迫使新中国背着沉重的包袱参加“赛跑”，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气力。同时，人民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召唤，又迫使中国尽可能快地接近目标，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的现状而走向富裕、繁荣和文明。于是，目标与条件之间，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人民愿望和实际进程之间，形成了异向两极、中间绷紧了一根弦。这表现在国家生活中，政治力量方面对政府行政形成的催促前进的鞭策，和政府行政中实际掌握的信息与资源之间，也时时形成异向的两极，政府行政只能行走在这两极中间绷紧的弦上，因而决策的空间回旋与时间弹性的限度都非常小，时时处于“紧张”之中。周恩来决策活动的思维本质，就是要在这两极之间的紧张的弦上，寻找到两极之间的协调，防止两极之间的过度倾斜导致整体的破裂，防止因此而中断发展的进程。

建国前夕，革命形势如火如潮，人民热情极度高涨，这时周恩来就着手考虑“恢复生产，建设中国”，他提出“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生产恢复

① 《礼记·中庸》。

② 参见《周恩来书信集》，第 35、41 页。107

起来”①的方针。他在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他说，“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轻重缓急之分”，因而在《纲领，草案中，“根据那些是应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些是现在可以做的，那些是现在不能做的；那些是已经做了的，那些是尚未做的等分析规定出具体条文。”②

1953 年，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说，“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征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①

1955 年下半年至 1956 年初，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国内农业的丰收，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一些同志开始头脑发热，产生急躁冒进情绪。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认为，根据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和规模问题，只要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就能解决。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中，反复强调反右倾保守思想，忽视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他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分别以 8％、10％以上的速度递增，保证 1967 年分别达到 1 万亿斤、

1 万亿担的高指标，各部门也争相提出不切实际的指标，把规划中 8—12 年

实现的任务，提前到 3—5 年内。一时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过热现象。几乎在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刚露头的时候，周恩来就不顾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危险，着手纠正脱离我国实际的急躁冒进错误。1956 年 1 月 30 日，他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956 年 2 月，国务院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严肃告诫国务院各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特别提出：绝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与此同时，周恩来果断地对 1966 年度计划草案的过高指标采取了“压一压”的措施，特别对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基本建设投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63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0 页。109

资总额作了较大削减，使计划比较符合实际。这一计划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减少了由于冒进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在反冒进中，确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中大部分指标，如钢等，都留了 3 年余地。这个计划促使了国民经济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紧接其后的，就是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周恩来成为主要的批判目标。对“反冒进”的批判导致了“大跃进”。这一冲击，使本来就已紧张的两极之间的弦绷断了，经济陷入了混乱和崩退之中。在这种极端困难之中，周恩来顽强维持局面。最后在他的主持下，寻找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退够”求前进。本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是历史运动的常规程序的结果，而是利用了历史提供的一个特殊的契机。而能有效地利用这一契机以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关键，则是共产党人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这一胜利，使人们认识到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任何目标通过高度的热情和主观的努力都是可以达到的。这种对主观作用的过分夸大，使“左”倾盲动、急躁冒进时时冒头，中国也没有例外。中国人本来是不好走极端的。但是由于特殊政治文化原因，当领袖人物走极端的时候，往往会使人们蜂拥而上，一齐走极端。当然，这种走极端的结果必然是“物极必反”，到头来终于发现竟然走向了原来愿望的反面。这种风起云涌、大起大落的政治风云，对具体管理国家实际事务的行政决策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使他必须更加小心地照应两极间的平衡与整体稳定的存在。这需要顽强的意志、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真正富于辩证精神的思维素质。这三者正是周恩来所兼有。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的政治得失，因而能在高度的紧张中保持冷静的辩证头脑。他反“左”、反冒进，同时也防右、防保守，正如他自己所说要学习“列宁、斯大林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他追求这种决策中的“允中” 之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以“中心一环”牵动两极，统摄全体，才能在高度紧张中找到两极的谐协，才能把事物“推向前进”。“左”倾者批评他“中庸”、“保守”；右翼人物认为他是“无情的革命者”；然而最终人们发现他的思维方式最能契合中国的实际，最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为他的决策的成功和艺术性而深深叹服。因为周恩来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无原则的折衷主

义，并不是寻找平庸的中间路线，而是追求恰到好处的合理性。这种“恰到好处的合理性”，既包涵着思维对于事物自身规律的正确认识，又包涵着人们在现有可能条件下的最好价值追求。它不作违反事物客观规律的空想，但也不放弃在可能条件下向最好方向的努力。这种决策思维中的“允中”之境，充满了实事求是的辩证法精神。

这种“允中”之境，外在表现为不偏不倚、持准中的，而在内在实质上不仅承认两极的对立存在，而且沟通两极，统摄两端，使其相反而相成，相

对而互补，在差别和秩序中达到互济。处在两极绷紧的弦上的行政决策，使周恩来审慎地注视着两极，把握着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动向。他处在这样绷紧的弦上，感到一种思维中的压力，但是他清楚地理解，前进、发展的愿望和热情是应该肯定的，对政府行政的政治鞭策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能无视现实的条件，在决策的科学性上是不能让步的。他不能让这异向为两极在相互的磨擦中走向无价值的消耗，他努力使两者沟通起来，形成一种有序性的互补互济。他总是坦诚地把困难、问题、挫折告诉人们，使人们理解国家的难处，形成一种和衷共济、处危厄而图进取的奋发精神；他支持人们对于前进、发展的愿望和热情，但努力把这种愿望和热情引向科学的轨道。这种两极互济的思维方法，是他决策的一贯原则，并表现在各个决策领域之中。比如，在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关系上，他不认为应该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力控制，当然也反对绝对分权自治。他认为要使两者按一定秩序和谐共处，互济互补。他在 1956 年就说，“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作用。”“中央和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①因为中国在建国后一开始就选择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这一体制有效地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整体目标。但是这个体制有两个严重弊端，一是有可能以中央的积极性取代了地方的积极性，用中央的控制权否定了地方的主动权；二是“权力过分集中就会有偏向”，容易“犯官僚主义的错误。”②这种体制在建国初为国民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后来中央与地方之间为弦渐渐越位越紧。国务院执行具体的行政管理，实际上也就是在这根越拉越紧的弦上的决策。周恩来处理这方面决策的思维方法就尽量兼顾两极，力求两极的互补，力避过度倾斜而导致紧张平衡的破裂。他说， “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

①因而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作是“合作”关系，互相影响、互相监督的关

系，地方可以和中央唱“对台戏”。同时，国务院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力争兼顾各方，综合平衡。所以，周恩来在国务院行政中的这种决策思维方式，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紧张关系下中央和地方共处、互补的胶粘剂，是各方统一的平衡砝码。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9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9—210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8—209 页。113

这种承认两极存在，力争两极共处互济的思维方式，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为寻求发展是极为必要的。在时间延续上的新、旧两极来说，当然应承认“新陈代谢”的规律，追求除旧布新，由此方能生生不息。然而这种除旧布新的过程，如果采取中断社会正常秩序运行而实现以新代旧，那就会立即破坏社会的稳定，引起激烈震荡。历史的运行当然并不否定这种“断然”的手段。而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权时，社会安定则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价值目标。在这个时候社会仍然处于“生生不息”之中，但这时的发展表现为新旧的平静交替。交替过程中，新旧两极各示其长，互济互补，维持整体的稳定，在稳定中实现新旧交替的最后完成。周恩来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描述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说，“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方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方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消灭阶级，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①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改革和进步是极有价值的。

对立两极间的互济互补，依赖于它们共处整体的有序性，依赖于整体内部对于两极的合理配置，这种配置必须“恰到好处”，否则就可能引起两极平衡的破裂和整体稳定的破坏。这种“恰到好处”的配置，也就是决策的适度，既非“过”，也非“不及”。比如，中央集权强调太“过”，就会否定地方的主动性；地方利益强调太“过”，就会导致分散主义。整体利益强调不够，就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局部利益照顾不够，就会影响群众的现实积极性。所以，周恩来的决策思维十分讲究“度”的概念，追求“适度”的境界。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幅度、范围，也是整体保持其存在所能容纳的震荡的幅度和范围。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极限和界限，这就是关节点。当事物内部两极震荡的幅度突破关节点，事物的质就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平衡就会失去，当这种震荡保持在界限内，事物的质保持不变，平衡和稳定依然存在。如果事物的量没有达到关节点，硬是凭主观愿望去改变事物的质，就会破坏应有的平衡，这是“过”；如果事物的量变已接近临界点，反而阻遏水到渠成式的“极反”运转，同样会引起事物内部的“熵增” 而导致对平衡和秩序的更为严重的破坏。这是“不及”。认清事物的度，正确把握事物本身度的要求，才能防止“过”和“不及”。看不清事物的度，就会产生盲目性，导致走极端。

周恩来几乎在每一个历史关头，在每一个决策领域，都反复强调政府决策要“适度”，既防“过”，又防“不及”；既防“左”，又防右。在中国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05—106 页。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他提出既要防止关门主义，又要防止违反原则的一味迁就，应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建立良好的和融洽的关系。①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针问题上，他提出，既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又要反对世界主义，把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②在过渡时期问题上，他强调，既要防止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而停止不前，也要防止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能一蹴而就，盲目冒进，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③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周恩来提出既要反对宗派主义和麻痹迁就的右倾倾向，更要反对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倾向，强调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知识分子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同时，要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④在文艺问题上，1961 年 6 月，他针对文艺界定框子、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左”的做法，指出，文艺界既要提倡批评，也要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⑤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历史人物问题上，他强调既要反对全盘肯定，也要反对全盘否定，认为这些都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强调要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去评价。他多次指出，孔家店是应该打倒的，但对孔子却要全面评价，“对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就应该给予肯定。” 对康熙、乾隆，他说，他们是皇帝，是统治者，但他们对我国的统一和强大也有贡献，也有功劳，也要给以公正的评价，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①在民主和专政问题上，周恩来认为专政要继续，但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引起忽视发扬民主的倾向，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政治制度要适应经济基础，要造成民主集中制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②在思想教育问题上，周恩来既反对放任自流，又反对采取急躁的办法、强迫的办法，强调要通过精神建设，使全体人民的思想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为此，要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③在经济建设问题上，20 多年来，周恩来反复强调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而又稳步地前进。④在对外经济问题上，周恩来既反对闭关自守，又反对依赖外援，强调既要依靠自力更生，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⑤这种在各个决策领域中都强调对于“适度”的追求，是一种富于辩证精神的

①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9 页。

②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91 页。

③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13 页。

④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6—167 页。

⑤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3 页。115

① 参见《周恩来教育文选》，第 146—147 页。

②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7、208—210、266—267 页。

③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66—267 页。

④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90、218、313 页。

⑤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26、440—441 页。

思维境界，是一种深深符合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