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对自己的过度审慎、过度免走极端的性格并不满意。他称自己是个“多畏多虑”的人。①他不满意自己初到欧洲时“谈主义，我便心跳”的心态。①他初到欧洲时，曾立志于审慎考察，他在给表弟陈式周的信中说，”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的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他在英俄两式革命中表现出“谨慎的犹豫”，“躁进与稳健之说，亦自难定。稳之极，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35 页。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41 页。

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同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之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其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②这时周恩来把握问题的方式，看似平允，实为折衷；看似稳妥，实为犹豫。所以在一年以后，周恩来坦诚地反省自己，他说， “我认清 C.ism（Communism 的简写，即“共产主义”——引者按），确实比较晚，一来是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是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③这段时间，在周恩来来说，既是“主义”上的飞跃，即从对社会革命的朦胧追求上升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性格上的一次飞跃，由于“定妥了目标”，有了“坚定的信心”，从此生活的天平上有了最标准的法码，过度的审慎即为革命的胆略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代替。

自从他认准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并“己得有坚决的信心”，他就终身顽强不屈地为之而奋斗。因而他十分推崇俄国人在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猛激烈，推崇俄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收到一洗旧弊之效。他尤其推崇列宁。在 1943 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称赞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①他 192l 年时就这样认识列宁：“最近传闻赤俄与法政府有所联络，如果属实，想必又是列宁的一种策略。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共产党的步骤已变，连列宁自己也承认的。老实说，俄罗斯要没有列宁、托洛斯基、金诺维克等几个人，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早就塌台了”。② 在周恩来看来，列宁“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部不顾”，这就是俄国人所独具的革命胆略，而为了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则可以灵活地变动现在的策略，乃至和法国政府打交道，这就是在列宁身上所具有的“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列宁就是这种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的有机结合体，所以赢得周恩来的真心佩服，并以青年人的热情赞叹“列宁真可爱”。

周恩来推崇“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同时更推崇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风格。在上述 1943 年的那次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过列宁之后，又讲到：“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虚实际；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24 页。

③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41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2 页。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39 页。

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③周恩来在这里所推崇的五种文化精神中，后三种属于较浅的层次，而“谦虚实际”，“朴素勤勉”，则是中华民族在较深层次上的文化性格特征。周恩来提倡干部学习毛泽东，就是要学毛泽东的“最老实，是则是、非则非”，学毛泽东的“谦虚谨慎”，学毛泽东的“戒骄戒躁”， “联系群众”，学毛泽东“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①周恩来认为这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格。

俄国人的强猛激烈，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中国人的谦逊实际，朴素勤勉，都是周恩来所推崇的文化性格特征。同时，也可以说都是周恩来自己行政性格的构成物。周恩来一生都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改造自己的人。他的中国人所特有的博大与宽容，以高度的自信心吸纳来自各方的精神营养。他推崇俄国人，美国人的精神性格中的优越之处，也正是力图把这些性格成分构成于自身的性格结构之中。西方人称周恩来是“一块优质合金钢”，具有比“纯金属”更为优越的适应性和可靠性。周恩来这块“合金钢”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内部各种成分的“相结构”的完美的和谐有序性。周恩来首先是个中国人，构成他的性格基础的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品格。同时，他以中国人所特有的方式和襟怀吸纳了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并以周恩来自己的世界观加以改造，而结构于自己的性格之中。这就形成了具有特别风格的周恩来行政性格。他始终保持着“戒慎恐惧”的行政心态，但是绝不因此而显得谨小慎微；他始终讲求实际，怀着强烈的“厚生”精神，但是绝不因此而迷失国家发展的战略理性和远大目标；他推崇俄国人的革命胆略，但是并不象俄国人那样强猛激烈；他推崇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但是并不象美国人那样只讲实利。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国人的总理。下面就让我们稍作展开的比较。

周恩来极为求实。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他在“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大” 的时候，专门我国务院的同志谈话，要他们帮助自己抓好经济工作这一关，并说，“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话很朴实，但在当时“革命”高于一切的情势下却显示出少有的求实的胆量。他不相信“大跃进”中，那种“千军万马，大炼钢铁” 真能有那么多钢，真能有好钢，就派秘书下去看，结果情况是农民把烧出来的无用的海绵铁当成钢，把黑石头认作铁矿石，把“一担”当“一吨”。于是周恩来派 13000 名学化学的大学生下去检查质量，当然无济无事。他在外交中极为求实，为此不仅可以求大同存小异，而且可以存大异而求小同。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中美关系陷于僵局，但是他仍然努力保持了一个中美大使级会谈。尽管边个会谈拖了 15 年之久，是一次破纪录的马拉松式谈判，且几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2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43 页。

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谈判形式始终未中断。周周来认为，这一谈判“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①还是在 60 年代初，中日政治关系还极为冷漠时，他就向日本人做工作，希望日本从美国的指挥棒下挣脱出来。他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我们东方国家应该世世代代联合起来求得共同生存与共同繁荣”。②如此等等，在这些地方，周恩来的策略极为灵活，为追求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冷静地讲求实际，这很有点象美国人办事的风格，也很象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作风格。

但是，周恩来的求实精神，从根本上说和美国人不同。美国人的求实，倾向于价值崇拜，带着纯粹功利的倾向。他们注重实际，不尚虚无飘渺的东西，强调用价值、实利、效果来评判一切，甚至上帝也正因为其“有用”而才是真实存在。这使美国人在办事中讲究实际、不尚空谈；讲求实效、不尚形式；讲求实利、不尚虚名。这种价值现实主义精神给美国的发展带来现实的好处。但是，这种价值现实主义过分走向极端也会造成弊端。比如在美国行政中，价值交换关系往往具有至上的地位。起初，在美国政府中的官职分配实行的是“政党分肥制”。他们认为，“既然竞选是一场战争，谁胜了就应该分到胜利果实”，“战利品属于胜利者”。他们在议会辩论中公开论证： “在政治上要象在爱情和战争上一样公平，肥缺属于胜利者所有”。①所以，选票和官职、选票和政治利益之间的交换，是公开正常的行政规则。后来由于这一制度弊端太多，甚至导致总统为应付求职者而累死在任上、或死在求职未遂者的枪口之下，于是就废除了，代之以考试竞争的文官制度，但是至今，驻外大使的职位仍是公开承认的“美国总统的私人礼物”。至于在实际的政务活动之中，如威尔逊在本世纪初指出的类似情况至今仍不时为美国新闻界公布于众。威尔逊当时指出，“凡是不合乎这个机构及其后台老板的愿望的法案就被压在委员会里，而合乎他们愿望的法案则提出来匆匆忙忙地通过”。②而现在，美国人似乎已经对之习以为常了。

所以，当美国人使自己的求实精神走向极端时，他们就有成为价值绝对物的迷信者和牺牲品的危险，价值就可能掩盖一切，也否定他们自身。而周恩来的求实精神中，没有这种价值绝对物，他不认为价值在宇宙中具有本体地位。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客观真理，承认规律的客观存在，承认人对于规律的遵循和利用，而不认为人是某种价值绝对物的工具。他的求实精神建立在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与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他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的到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终身为之而顽

① 参见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第 112—113 页。

② [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 231 页。

① 参见刘钰主编：《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 页。

② 转引自《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第 214 页。

强奋斗，在这一点上说，他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现实价值的崇拜者。但是，这种理想精神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以科学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因而并没有使他减少一点冷静的现实主义。他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坚定地认为中国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①当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锣鼓声响彻全国，接着又是只在“上午”和“下午”的时间差上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周恩来认为，中国工业化“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②“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③而没有工业化，三大改造的成果就不能“真正巩固”。所以他坚持认为，“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④“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既然这样，提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值得考虑”。因为“完全进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有文化的高潮”等。如果现在就宣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人们会失望地感觉到，哦，“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⑤这就是周恩来建立在客观规律与事实基础上的求实精神。

同时，周恩来的求实，重功利，并不象美国人那样强调个体的功利，他追求的是整体的功利，人民的功利。美国人是在个体功利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求实精神，而周恩来是在整体功利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求实精神。所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在走向极端时就可能发生“利”对于“义”的冲击，而周恩来则能保证“义”和“利”的和谐统一。所以他能够宁可让飞机携带核弹头在机场等 8 天 8 夜不进行试验，而不愿因本国的试验致使放射性尘埃影响别国的领空。他能够在和别人同乘飞机遇险时，毅然把自己的降落伞“救生包” 让给别人，而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30 年代初他主持党中央工作，接受一笔零零碎碎的戒指、耳环、手镯、项链等首饰组成的，约有 70 多两（按 16

两 1 斤的小两计算）黄金的巨资，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当他从秘密交通员处接受时，就用天平复称了三次，发现与所报数量不同时，又询问原因，并再用七钱一五的旧银元作砝码，复称二遍，直到发现没有差错时才算放心。在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上，他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可是涉及他个人利益时，他有的是慷慨与奉献。1964 年初秋，总理办公室要外交部礼宾司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礼宾司觉得以国家总理的名义不够亲切，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桔子虽不甚贵，可运费可观。礼宾司原以为不管以何种名义，费用都由公家报销。可是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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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委会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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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90—191 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90—191 页。

来同意礼宾司意见，但是费用由他自己负担，不在公家报销。周恩来的警卫秘书说，到现在为止，周恩来在银行存折上的存款只有 400 元，要礼宾司尽

量节省一些。后来礼宾司就托便人从南方带来蜜桔，为周恩来的 400 元存款中省了一笔运费。

周恩来求实，谨慎，始终保持着“临事而惧”的心态，但是周恩来同样地富于革命的胆略和坚定的战略理性。他认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前进方向，就终身坚持，至死不渝，任何艰难困苦，挫折与曲折，都不能使他发生动摇。他处事谨慎，善于变通，冷静务实，这一切都是服务于他所坚持的根本目标，而不是苟且于偶然的事变。他善于通过迂回的路线取得成功，但是决不在根本的政治原则上作出让步。他有很多个人关系上的朋友，其中包括政治观点上不一致的朋友，他保持着对他们的个人人格尊重，但是他决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苟且相安。他宁可把原则上的分歧甚至是对立开诚布公地表露出来，以示坦诚相见。1955 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力倡求同存异，因而《万隆会议公报》只写进共同之处，未写进相异之处。而到 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则一反国际协议的一般惯例，既写进了双方达成协议的成果，同时又以“美方认为”、“中方认为”的方式写进了双方的分歧。公报不用一些空话和套话把谈判中未能解决的分歧掩饰过去，而开诚布公地公之于众，既体现了维护双方关系的求实精神，又体现了原则上的针锋相对，这是周恩来外交风格高度成熟的标志。所以就这次会谈，基辛格说，“周恩来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谦和敦厚品德”，“他举止文雅庄重，他使举座侧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那外弛内张的风度和钢铁般的自制力，宛如一根收紧的弹簧”。①外弛内张、大勇若怯，可以说是周恩来既具“临事而惧”的精神，又是坚强革命胆略的最好说明。

而俄国人在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风格，往往具有强猛激烈的特征。周恩来十分推崇列宁革命的坚定性和策略的大胆性，正如斯大林所说：“列宁的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中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②列宁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的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③即使是列宁在采取迂回策略，准备和“强盗”达成暂时妥协时也是这样。在布列斯特和约签字前夕，中央委员会内对签约问题意见严重分歧，因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一个到会的人后来写道：“伊里奇急冲冲地跑来出席中央委员会有决定意义的这次会议。他就象关在笼子里的一头巨狮。他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整个面部的表情严肃坚决，全身筋肉紧张着。‘我再也不能等待，一

① 转引自吕志孔：《外交巨擎》，第 135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55 页。加重点的字原文为黑体。

③ 同上书，第 48 页。

秒钟也不能等待了。这问题已折腾得够了，一秒钟也不行！’他说‘一秒钟也不行’时，是用一种坚决、认真，同时又充满愤怒的齿音吐出的——这是伊里奇在‘发怒’时的一种特征。于是伊里奇发出了他的最后通牒”。①这个“最后通牒”就是如果那种玩弄革命词藻的政策继续下去，他就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并保留在党内发言的权利。

周恩来对列宁这种铁的意志、果敢以及革命的战斗性高度钦佩，要求干部们学习列宁，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列宁的这种精神风格，也使他引而补充了自己性格的另一面。但是，这种补充只是更加强化了周恩来精神风格的内张力，而不是构成周恩来精神风格的全部。周恩来仍然是周恩来，他仍然“宛如一根收紧的弹簧”。他在内心有铁的意志，但是外表却依然温文尔雅、十分谦和；即使在针锋相对的时候，也恪守先礼后兵的原则；甚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仍不得不强忍内心的痛苦向“中央文革”“送审”文件。这些文件几次缓解了中国经济和不少干部人身安全所处的困境。是针锋相对，却不是正面进攻。然而正是在这种迂回之中，他保护了一大批干部，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甚至可以说保全了中国的存在。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他所著《周恩来传》中评论这段历史说，如果周恩来不是这样本着务实的原则而采取迂回的策略，如果只有一味的强猛激烈，“可能会使周恩来在西方人中享有更高的声望。他将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而结束他的一生。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更为现实，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以周恩来那样的身份做出那样的姿态，这在人民看来只能是无能为力或哗众取宠”。所以周恩来本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自己的政治良心，采取迂回的策略，不发生与这场“文化大革命” 的正面冲突，而是“努力控制它们的越轨行为，减少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这种选择不同于“俄国人”的方式，但是却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收到切实的效用。

① 转引自普·普尔任采夫《列宁传》，三联书店 1975 年版，第 2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