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战争与政治的思考

列宁在论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曾经说过：“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是著作家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之后不久，对战争史作了考察，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后说的。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善于思考的人所接受”（《列宁军事文集》第 334 页）。

列宁的评论，使 19 世纪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赢得了崇高的荣誉。现在举世皆知，克劳塞维茨精辟地论述过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是军事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曾深刻地思考过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不过，由于思维方式和时代的不同，所用的概念、范畴有所不同而已。

《老子》第 46 章有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意思是说，天下的政治清明，战马将退役用于向田间送粪；天下的政治腐败，连母马也将征来用于战争，致使马驹出生在战场上。老子形象地说明，战争与政治的好坏有密切关系：不清明的政治导致战争，清明的政治导致和平。

政治不仅关系着战争与和平，还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存亡。《淮南子·兵略训》中写道：“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 这里的“存政”与“亡政”，指的是清明的政治与腐败的政治。实行清明的政治，国家虽小也能生存；实行腐败的政治，国家虽大也必然灭亡。为什么呢？“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 下畔（通“叛”）其上，则兵弱矣。”这是说，战争的胜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政治。政治能够反映民众的利益，民众拥护君主，军队的战斗力就强； 民众抵制君主的政治统治，下层反叛上层，军队的战斗力就弱。《淮南子》上的这些话，与《孙子·计篇》所讲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的精神是一致的。孙子所讲的“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在孙子看来，政治的功能，就在于使君主的意愿变为民众的意愿。这样，民众就会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危险，勇敢地投入战斗。有了这样的民众，国家当然也就下会灭亡了。

商鞅也曾论述过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在《商君书·战法》中提出过一个值得重视的命题：“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大凡战争的策略，一定要以政治搞得好为基础。商秧把国内民众间的争斗称之为“邑斗”，而把抵御外敌入侵称之为“寇战”。他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认为“王者”实行优越的政治，国内民众就会不发生对抗性矛盾，不相互争斗， 甚至害怕相互争斗。国内民众不相互争斗，就不会按个人意志行事，而会以王者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想成大业的王者的政治，必须使民众不愿意“窝里斗”，而勇于对外敌作战。显然，商鞅是把“政”（即政治）作为“令民与上同意”（民众与国君意志一致）来理解的。但要达到这一点，国君不考虑民众的利益是根本不行的。

兵家也很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这在一些古兵书中有明确的论述。《孙膑兵法·见威王》中指出：“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象尧舜那样贤明智慧的人物，他们也不是不想依靠仁义、效法礼乐、安居无为去禁止争夺的。但是仅仅依靠仁义礼

乐这些东西去禁止争夺，却往往达不到目的，所以才使用战争这种特殊手段， 才用战争去规范对方——“举兵绳之”。在这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

《 司马法·仁本》中也论述过这一问题。指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在这段话中，作为根本的“仁”与治理天下的“义”，都属于政治范畴，它们统称力“正”

——正常的、一般的方法。当“正不获意”——采用这种正常的方法达不到预想的目的时，就应采取变常的手段——“权”。而这种变常手段的最高表现就是战争。这些论述，已经包含着战争是为无法再继续前进的政治来开辟道路的意思，显露出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

除此之外，在《尉缭子》一书中，还讲到了文与武（有的同志解释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这里不再去引证了。仅从上述这些不是已可看出：古代中国人，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