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总文武
军事指挥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先秦的军事理论家吴起说过:“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吴子·论将》)。他主张军队的将领应该具有文经武纬的资质,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
“文”指什么?“武”指什么?《尉缭子·兵令上》指出:“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说,有了文才,便可以看出利与害,辨别安与危;有了武略,就可以冲击强敌,致力攻守。通常人们以“文”泛指舞文弄墨之才,“武”泛指于戈军旅之事,大体上也没有错。当然,如果能仔细地读一读《六韬》,那么对文武的具体内容就可以作进一步的了解。此书相传为周朝初年的姜子牙所著,分别讲了文、武、龙、虎、豹、犬六种谋略,其中龙、虎、豹、犬四种谋略可以说是对武韬的展开,所以该书实际上只讲了文韬和武韬两类。从文韬所讲的各篇来看,“文”是关于治理的才能和本领。从武韬及龙、虎、豹、犬四韬来看,“武”乃指关于指挥作战的能力和本领。治理特别需要智慧,作战特别需要武勇,所以兵书上通常又把文武与智勇视为同样的意思。
但是,由于“文”与“武”毕竟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所以要把二者真正“总”(即统一于一身)起来确实也比较难。《晋书·刘元海载记》就指出过这类问题,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二公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其实,历史上不能“总”文武的又何尝只有随、陆、绛、灌四人呢!也许是由于历来都文武难“总”的原故,所以人们往往降低标准,出现了“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吴子·论将》),只看武而忽视文的现象,失之于偏颇。于是古兵书上不得不再三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计篇》)。将有五材:“勇、智、仁、信、忠也”(《六韬·龙韬·论将》)。强调将领必须具有文(智信仁)武(勇严)双才,应该集智勇于一身。
在冷兵器时代,将领是要亲自率军驰骋沙场、亲自指挥士卒与敌拼搏的。倘若没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那种血气之勇,倘若缺乏“马革裹尸”、视死如归那种英雄之风,倘若不精通为将者的用兵之道,倘若缺乏摆弄十八般兵器的精湛技艺,要想镇定自若地指挥军队,动而胜敌,怕是不大容易。因之,将领必须勇武。虽然“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吴子·论将》), 与文相较,占的比例不大,但不武就失去了为将的基本条件。
但是武而乏文、勇而无智,历来的论兵者都认为是为将的大忌。为什么呢?“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同上)。只凭勇武,必然会冒然与敌交战。冒然交战而不考虑全局的利害,是决不可能达到预想目的的。“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孙子·行军篇》),那种缺乏深谋远虑只凭勇武而轻视敌人并轻举妄动的人,势必成为敌人的俘虏,后果极为严重。所以为将者必须懂“文”。
战争不仅是武力的较量,而且是智力的竞赛,文与武是不可或缺的,智与勇是必须兼备的。“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六韬·龙韬·论将》)。将之智勇统一的程度与战争的胜败成正比。孙武以其兵法 13 篇见吴王阖庐,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其用意大概都是在于表示自己是“总”了“文武” 的。的确,在他们身上,文与武确实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之,吴国“西破
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吴子》)。战功都是大大的。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将总文武而百战不殆的例子举不胜举。
欲总文武的途径只有一条:加强学习。古代的许多军事家都很善于学习。“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汉书·刑法志》)。北周的政治家吕思礼,“虽务兼国军,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 烛烬夜有数升”(《北史·吕思礼传》)。国外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以勇武著称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就“极爱读书”,西方的军事史家说,他的英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却又非常的谨慎小心,“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行动方面,他比同时诸人都有鹤立鸡群之感”(《西洋世界军事史》)。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历史的发展,文武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不断丰富。如果说在冷兵器时代,修文修得知天时、懂地利、兼三才、通六艺, 习武习得会整军教战,善权谋韬略、奇正虚实等守固攻取、克敌制胜之道就行了,那么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文”则应包括与军事有关的一切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外语也应该学一点。而习“武”则应包括现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的全部内容。这是因为,人类的知识总量今天比过去已经成倍、成几十倍地增加,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历来都是最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没有科学知识和哲学头脑,就很难掌握和驾驭现代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已经是打科学技术、打人的智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俄等发达国家中专家学者式的将领不断增多,这种新的情况很值得我们重视。
为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切实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总”文武方面下真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