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哲学是谋略的核心“谋”是什么

军事史上争妍斗奇的谋略之花，曾经结出过累累的胜利之果。谋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奇效？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饶有兴味的问题，一直激动着军事家们的心灵，吸引着军事家们去探索。

兵圣孙武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孙子·计篇》可以看出， 他在论述了据以预见胜负的“五事”、“七计”之后，提出了“势者，因利而制权”的命题，强调根据利益大小而采取相应的谋略，这就使我们朦胧地意识到，在孙武那里，所谓谋略，可以说是主客体信息的化合，是在主体能动地认识客体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在孙武之后，许多人对谋略下了定义。孙膑说：“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吴起认为谋划的目的就在于避开不利条件， 发挥有利因素，他说：“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

《司马法·定爵第三》指出：“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

（能大能小，可刚可柔，三或五变化下一，众与寡视情而用，凡百事都权衡斤两、分析比较，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权谋）。《六韬·文韬·六守》则说，“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处理事变能够应机不穷，那就是心中具有智谋的表现）。以上这些，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谋略的作用、内容和表现， 但似乎仍未触及谋略的本质。只有《尉缭子·战权》对此讲得比较明确：“战权在乎道之所极”。在这里，“道”指道路，引申为规律，“极”为屋顶之横梁，含有顶点的意思。这句话是说，战争谋略在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 到了明代，王守仁有“谋贵从时”之说，认为谋略必须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国第一部谋略专著《三十六计》，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把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说：“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木，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下中。”

这段文字不好理解，有必要作点解释。

原来，阴阳、数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骨架，阴阳变化离不开数，天奇地偶又通于阴阳。两者都是“近取诸身”，按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抽绎的结果。“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个阴一个阳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道），并把构成万事万物的阴阳分别用“——”，“——”来表示。据说，优羲氏曾“类万物之情”，用这两个符号三个一组地排列出八种图形，名曰“八卦”，以便人们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后人又把八卦重叠，推演出六十四卦。在这六十四卦中，最基本的是乾坤两卦。每卦都有六爻，并规定阳爻为九、阴爻为六。这样，乾卦就包括着六个九，坤卦包括六十六。“阴”主杀伐，表示阴谋， 所以坤卦的六个六之积为三十六，以喻谋略之无穷。另，在古代，人们最早用五个手指计数，而九为自然数的极数。《素问三部九候·释九》谓：“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

清人汪中注释说：“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为数，⋯⋯积而至十复归为一， 十不可以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并且把数的原理用于其它领域，作为一种自然与社会的普遍法则，赋于“数”以规律的含义。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把上面一段话翻译出来了。 “谋略是无穷的，客观规律中蕴含着谋略（术〕，谋略植根于客观规律

之中。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其间包括着智谋（机）的运用。智谋不是主观想象，主观想象无法达到目的。”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古人思想的精华，明确指出，战略战术即谋略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也就是战争的指导规律。而战争指导规律，则是对客观规律的运用。

由此可见，所谓谋略，决不是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在把握战争规律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克敌制胜的巧妙用兵的最佳方法。用力省而成功多是谋略的基本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一些军事理论家也在探讨谋略及其本质。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写道：“决不能把战略计谋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有这种或那种根据肯定能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能发挥作用。”

“这种或那种根据”指的是什么呢？显然是战争的客观情况，是战争的客观规律。有的人认为克劳塞维茨根本不承认战争规律的存在，看来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

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是这样阐述他对谋略的看法的，“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够办到的。”

哈特在这里所说的“能够办到的”和“不能够办到的”不是也取决于客观情况的允许不允许，取决于是否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吗？

无产阶级军事家与历史上其它阶级军事家不同之处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战争的客观规律，而在于能不能、有没有科学的方法去揭示战争的客观规律。谋略来自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要想成为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式的人

物，必须脚踏实地从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