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可夺气”

既然士气对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所以在激发、鼓舞、提高自己军队士气的同时，涣散、剥夺、瓦解敌军的士气，也便成为军事家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能否剥夺敌人的士气呢？古代的大军事家孙武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子·军争篇》）。不仅敌军是如此，而且自己的军队也存在着这种可能。因之，一方面要防止挫伤自己的士气，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挫伤敌军的士气。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孙武认为，“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即初战时士气旺盛，力量消耗一段时间后士气趋于怠情，战争后期将卒思归，士气衰落。这是士气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提高自己军队的士气、挫伤敌军的士气，必须按照这一规律办事。孙武提出的具体方法是：“避其锐气，击其情归”，认为这样可以“治气”，即提高自己军队的士气，同时也就挫伤了敌军的士气。“以治侍乱， 以静待哗”，认为这样可以“治心”，即巩固自己的军心，瓦解敌人的军心。孙武所说的“敌虽众，可使无斗”（《孙子·虚实篇》），其中就包含有瓦解敌军士气这一条在内的。公元前 684 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协助鲁庄公大败齐军，就是在敌军士气衰竭之时才发动进攻的。

《六韬·武韬·文伐》则从更高的层次上论述了以文事瓦解对方的方法。进攻的目标主要是指向对方的领导集团，特别是君主本人。其中主要方法有： “因其所喜、以顺其志”，而使其“生骄”；“亲其所爱”，亲近敌国君主所喜爱的人，使他为我代言，而使敌之君主“一人两心”（产生两种矛盾心情）；“阴赂左右”（暗中收买敌国君主左右的人），令与我好而使敌垒中有人“身内情外”；怠慢其忠臣，使君与之疏远，离间其君臣而使其才臣外奔，如此等等，侍敌人内部乱了套，“乃伐之”。《六韬》是按照先文代后武攻的程序办事的。

在战争爆发之前即着手进行瓦解敌军士气的工作，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的一种传统主张。《尚书》上保留的许多从夏禹到周代的重要战争的誓师文告

——《誓》，都具有鼓舞己方士气、瓦解敌人军心的双重作用。所以后人也都采用这种方法，兴兵之前先宣布敌人的罪状，对内进行战争动员，对外涣散敌的斗志。唐代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把这叫做“攻心之术”，认为攻守不止是攻其城或完其壁，击其阵或坚其阵，还必须有“攻心之术”和“守吾气”之法。

除上述这些之外，古代的军事家还利用他们的智谋，创造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夺敌士气的妙法。

公元前 202 年，刘邦的军队将项羽包围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项羽夜闻“四面楚歌”，以为汉军已尽占楚地，大势己去，军心涣散，士气丧失，加速了全军覆没，项羽自刎。

《资治通鉴·晋纪》载：公元 315 年，陶侃与杜弢互相攻伐，杜弢派王贡出面挑战，陶侃在远处向他喊道：“杜弢只是益州的一个小吏，盗用库钱， 父亲死了也不去奔丧。你本是好人，干嘛要追随这样的家伙！难道天下还有当小偷的能平安无事白头到老吗？”王贡开初还“横脚马上”，听了陶侃的话，“敛容下脚”。陶侃一看可以说动，又派人去说服他，于是王贡便投降了陶侃，杜弢的卒众也溃散而逃。这是阵前喊话而夺敌将之心、敌军之气的一个例子。

一支军队的士气能否被剥夺，主要取决于这次军队所从事的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这是毫无问题的。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将帅思想、品德修养方面的缺陷，内部矛盾的处理不当，种种原因造成团结的破坏，教育动员不够深入等等，也易被对方利用，造成己方士气的衰落。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历史上或是在当今世界，都是不胜枚举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与国内敌人作战中，使历史上的夺气之法得到了升华。瓦解敌军早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军正确地应用这一原则，曾使不少敌军士无斗志，在战场上向我投降，其中包括具有武士道精

神的日军士兵（在抗日战争中）和远渡重洋侵入东方的美军士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更好地发扬我军瓦解敌军的这一光荣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军队都很重视夺气之法的研究。“心战”已成为一种作战方式。“夺气”与反“夺气”，巩固部队和瓦解敌军，是“心战”的主要内容。因此，如何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汲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特别是我军的好经验，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去丰富和发展我军的心理作战的理论，还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办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