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战争的着眼点

研究战争应从何处着眼？毛泽东曾经指出，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于盾，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只有把握各个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研究和指导战争，离开了战争的特点，就无法真正认识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的特点。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特点，并据此提出了我们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科学的。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总体上说，必须着眼其特点，从每一战役、战斗来说，也必须着眼其具体特点，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个性独具。特色鲜明、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解放战争力例，在初期，力粉碎敌人的进攻，依照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我军在西北战场以“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加以消灭，取得了三战三捷；在华东战场，我军则运用打回马枪的战法，有效地歼灭了敌人；而东北我军，采取的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办法，迫使敌人在战略上转入守势。我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又根据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敌我双方之不同特点，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围一个，挟一个，打一个”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隔而下围”、“围而下歼”的作战方针，并且在解决敌军时创造了各具一格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从而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

同在炮人连大的战场，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由于时间空间的不同，由于敌我双方特点的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下应当采取一个固定的模式（虽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而必须探求这类矛盾的同中之异，即把握不同战场的不同的特点，采取适应这种不同特点的不同方法。那种不愿意或者不认真对事物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希图用一个药方去包治百病，用一种程式去解决人世间千差万别的各种矛盾，干什么都喜欢“一刀切”的做法，是违反辩证唯物论的，是不足取的。

战争是流动的，发展的。在着眼战争特点的同时，还必须着眼其发展。否则，也不可能对战争进行科学的指导。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特别是中国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他指出，在这两个战争过程中我军的战略存在着四个时期、三个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前后出现的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并不是形式上的简单重复，而是有了许多不同的内容。毛泽东通过论证战争的辩证性质，揭示了这样一个军事辩证法原理，战争的指导者必须随着作战对象的不同，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及时地正确地实行战略转变，绝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新问题，用过时的老套套去解决新矛盾。

当然，要真正着眼战争的变化与发展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国国内战争过程中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就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原因何在呢？一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因而仍然沉溺于游击性，右了；二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着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不是搞“中国型”的正规战争，左了。这里，正确转变之难，从哲学角度讲，就在于主观落后于或超过了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没有达到科学的统一。

不仅战略应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战役、战术原则乃至武器装备也要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预见抗日战争后期（反攻阶段）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时曾经指出，“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从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三

十余年，这种“装备新式武器”的、由中国型向世界型的。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进行得怎么样了呢？无疑，我军的装备比之当年的“小米加步枪”是大大地改善了，但是比之武器装备也在发展的霸权主义者却仍然处于劣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军队和作战”从中国型变到世界型的研究，以便更有效地战胜敌人。

战争的特点和战争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战争的形式。当中国革命战争进入抗日战争阶段之后，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因为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所以必须“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但是绝不能认为抓住了这个主要的方面就万事大吉了，还必须重视游击队伍的建设和对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如果忽视了这个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的方面，也将不能战胜日本。由此得出结论：游击战在战争全体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通过对正规战和游击战关系的论述，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统一物的两个方面中，主要的方面并不是唯一的方面，次要的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方面。既要讲两点之中有重点，与均衡论划清界限；又必须强调两点之中哪一点也不可偏废，与任何形式的片面性严格区别开来。这种正确处理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原理，对于研究战争是适用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