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谋”面面谈

读过《孙子》兵法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上兵伐谋”（最好的用兵方法是用计谋讨伐敌人）这句话。的确，在时隔两千多年的今天，这句话对我们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在利与害结伴而行的军事斗争领域中，为摘取胜利之果往往有一段充满荆棘的道路要走。但是人们发现，“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图国》），“智略（可）使勇敢投诚”（［德］约翰·克里斯托夫·席勒，见

《名言大观》），所以谋略便在军事实践中应时而生，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发育，以致发展为独特的军事斗争形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谋攻篇》）。

本来是以体力拼搏为其基本表现形式的战争，后来却使智力较量的形式占据了第一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六韬》中的《武韬》是专讲军事谋略的，其中讲到了“文伐”与“武事”。前者相当于孙武所讲的“伐谋”和“伐交”，后者相当于孙武所讲的“伐兵”与“攻城”。《武韬》重视智力较量的意向也是清楚的。

孙武解释说：所谓“代谋”，就是“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入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伐谋”的目的在于“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就是说，要务必以全胜去争夺天下，这样就可以军队不疲惫而利益却完满地获得。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汉代的赵充国把孙武的这种思想概括为“以全取胜，贵谋而贱战”。《百战奇略·谋战》则说：“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气衰而屈服。法曰： ‘上兵伐谋’。”认为敌人开始谋划，我即根据其弱点给以攻击，使敌人斗志涣散，最终向我屈服。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上兵伐谋”。这些理解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容易给人留下孙武不重视军力、不重视力战的印象， 其实，孙武的贵谋，是在“先为不可胜”的前提下提出的。他之强调“伐谋”，

主张斗智，决不意味轻视“伐兵”，忽视斗力。 “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能吗？战争史的回答是肯定的。烛之武说退秦

师、弦高假命犒秦军、先轮智取五鹿城、齐桓公对鄣国的“示之以伐”、勾践“伐情”使吴国主弱兵颓而自萎 以及晏子的“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等等，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例证。

“上兵伐谋”，与现代《对策论》中的“最大最小原则”——成功最大而危险、损失最小的原则相一致。晋代的杜预说过：“以计代战一当万”（《晋书·杜预传》），这话有理。有的人把“伐谋”、特别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唯心主义，那恐怕不是从军事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显然是怪错了。

“伐谋”、“伐交”主要是以智力加敌，使敌屈服；“伐兵”、“攻城” 主要是以勇力加敌，将敌击败，斗智无疑是谋略较量，斗力也不是不要谋略的。孙武在讲“诡道”时举的例子，都是斗力时应该采用的。事实上，古人在这方面也有许许多多的创造，如围三缺一、拣弱的打、先发制人、退避三舍等等，这些巧妙使用力量克敌制胜的诀窍，也都贯穿着一条用力省而成功多的线索。因此，列宁断言：“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战争”（《列宁全集》8 卷 493 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上兵伐谋”的内涵和外延后来逐渐有了变化，它不仅是指“伐谋”之谋，而且也包括了“伐兵”之谋，有点泛指谋略领先的意思了。这一点，从后世兵家的谋略之论中可以看得出来。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说过：“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宋代的岳飞强调：“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

（《宋史·岳飞传》）。刘伯承也曾指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刘伯承军事文选》）。以上这些，我看都是讲的“谋先事则昌”（［汉］刘向《说苑·说丛》）而不分“伐谋”之谋还是“伐兵”之谋的。

西方人，也早就领悟到了“斗智”的重要性。普鲁士的菲特烈在《军事秘令》中这样讲：“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也和狮子皮同样的需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而狡汁反能成功。”他主张“伐兵”不成的时候才用“狡计”， 和孙子的认识显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毕竟在重视“狮子皮”的同时也看到了“狐狸皮”。

我军之所以能从小到大，迭克强敌，除了战争的正义性等原因之外，和老一辈革命家用乓如神的高超谋略也有密切关系。英国的军事理论家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在论述西方军队《在东方的失败》的著作中，讲到了毛泽东军事谋略的高明。他指出，毛泽东和拿破仑之所以能以弱胜强，“是因为他们能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对手处于无准备、无组织或者无训练状态”。他说，毛泽东和朱德两人都发现了战争的自然规律（即战争艺术的秘密）井成功地加以运用，“这些规律在中国导致了蒋介石的垮台，在奠边府导致了法国人的惨败”。他认为毛泽东是“揭开我们时代军事奥秘的人”。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宋］陈亮），这是用谋施计的经

验的总结。无论是从“伐谋”斗智的需要来看，还是从“伐兵”巧胜的需要来说，谋略问题，都是应该着意去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