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赛叔阻师”谈“先知”

一件事刚刚发生或者将要发生，它未来的进程和结局将会如何？这是自古以来人们都很关心的问题。战争作为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人们自然更为关注它可能出现的结局。研究这一问题的学问现在叫做“预见” 或“预测”，中国古代根据预见或预测的正确与错误，分别称之为“先知” 和“前识”。

“先知”是孙子首先提出的。他在《孙子·用间篇》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人者，先知也”。认为英明的国君和贤能的将帅，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其成功超于众人之上，原因就在于他们事先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有了科学的认识。“前识”则见之于《韩非子·解蔽篇》。“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认为“前识”是指没有根据（无缘）的瞎猜测，是指先于实践，先于经验的错误的认识。

战国时候，秦国奔袭郑国，事先就出现了“先知”与“前识”对立。 秦国出怔的军队从都城出发，远远望见一个人立于道中。走近一看，原

来是老臣蹇叔。盂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帅急忙下马，只见蹇叔泪流满面他说，我能看到你们出征，却难以看到你们凯旋了。并嘱咐儿子白乙丙，要当心晋国在崤山设伏，你若回不来，我就到那里为你收尸。显然，蹇叔之所以对这一战争侍反对态度，是因为他事先已经知道了这一战事将有悲惨的结局。

但是，不少人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们的结论是此战必胜。属于这方面的人物首先是杞子、逢孙。这两个秦军将领，是在秦晋围郑的一次战斗中， 秦与郑私下结好，不顾晋军而独自撤军，作为条件而留下为郑国把守北门的。后郑文公死，晋国送文公之弟兰归国，是为郑穆公，郑晋于是修好。杞子、逢孙由此受到冷遇，颇为不满。偷袭郑国的方案就是这二个人首先提出的。秦穆公批准了这个方案，说明他也认为胜利在握。孟明视三帅对奏叔之言不以为然，无疑也认为失败不属于秦军。

后来实践的结果如何呢？当杞子、逢孙奔袭郑国的方案提出后不久，便被郑国发现，于是郑国便下了逐客令，将他们赶走。远道而来的秦军在郑国边境听说了这个消息，知道郑国已有准备，想搞奇袭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便顺手牵羊，灭了滑国而还。但在过崤山时，却被伏击的晋军打得落花流水， 三帅被俘，秦军大败。事实清楚地证明，蹇叔的预见是正确的，秦穆公等人的预见是错误的。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先知”呢？孙子说：“先知者⋯⋯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秦穆公的认为袭郑必胜，是听从了杞子、逢孙之言，可以说是“取之于人”了，但这两个人却不是“知敌之情者”， 起码不是了解敌人全面情况的人。因为杞子、逢孙二人在郑晋修好之后，受到了冷遇，心里老大不舒服，他们提出的远奔郑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意气

用事，这就难以全面了解情况。只是想着自己掌管着郑国北门，只要秦军来后，自己在城中来个“里应外合”，就可轻而易举把郑国打败，没看到郑国对他们早已戒备。秦穆公接到这两个不全知敌情的人的密报后，又主观主 义地猜度了晋国的态度，认为秦晋有通婚之好，秦又不止一次地帮助晋国平定内乱，晋国不可能知恩不报，站在郑国一边共同对付秦军。这样郑国没有晋国的支持，强秦打弱郑，是不在话下的。可见他们或者意气用事，或者一厢情愿，只看到于己有利的一面，看下到不利于己的一面；只看到历史的情况， 看下到现实的情况，这种对敌情了解的片面性就决定了他们的认识必然要远远地偏离客观实际，陷入“无缘而妄意度”的境地。

麦叔是真正的知敌之情者，知敌历史的与现实之情，知得全面，知得确切，因此他的头脑就清醒得多，主观认识就与客观实际接近得多。他事先曾经精辟地向秦穆公指出，一、秦郑两国相距甚远，秦军长途跋涉去袭击郑国， 郑国不可能被一直蒙在鼓里，一旦郑国发觉，势必会早作准备。二、郑、晋重新修好。秦、晋，郑之间的三角关系已经发生了新变化。当年秦晋联合攻郑时，秦未和晋商量便独自退兵，并派了妃子、逢孙等人助郑抗晋，秦晋之间从那时起就有了隔阂。况且在秦发兵袭郑时，建立了一代霸业的晋文公刚死不久，秦国井没有派使者到晋国表示哀悼，却去攻打晋的盟国——郑国， 这就使秦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秦军袭郑，晋国肯定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挑衅，为了显示晋国的霸土地位和树立新君晋襄公的威望，晋国决不会袖手旁观。三、秦军袭郑，崤山是必经之地。但晴山地势险峻，适于设伏，晋军很可能要利用这一天险。而一旦出现这一情况，秦军势必陷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地的境地。但对蹇叔这种建立在全面了解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的对未来的正确预见，秦穆公根本就听不进去。

晋国的将军苟瑶说过：“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 后入焉。”（《左传·鲁哀公二十八年》）认为君子进行谋划时。必须对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作全面的了解。只有“始中终皆举之”，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思考，才能得出科学的预见。这是因为，现在是过去的继续，未来是现在的继续。这种联辜是无法割断的。要深刻地把握现在，就必须详细地了解过去的历史；全面地了解现在，是正确地预见未来的基本的前提。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力求主观符合客观实际， 不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秦穆公等人在袭郑问题上之所以事之愿违，损兵折将，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麦叔那种正确的思维方法却又自以为是，只会“前识”而不懂得如何“先知”。

据《吕氏春秋·先识览·悔过篇》记载，秦军崤山大败之后，秦穆公颇为难过，当众自我批评说，“天不为秦国，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谏，以至于此患。”其实原因并不在老天不帮助秦国，而在于穆公本人。正如《吕氏春秋》作者所说的：“此缪公（按：即穆公）非欲败于崤也”，并不是穆公成心要在崤山吃败仗，“智不至也”，是他的智慧没达到应有的高度。“智不至则不信”，智慧没达到应有高度就没法相信智者的话。“言之不信，师之不反

（按：即返）也从此生”，不听信智者的话，是造成兵败的主要原因。“故不至之为害大矣”，所以智慧达不到应有高度的危害实在太大了。这段话讲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