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攻”与“诛”

在中国思想史上，是谁最早研究战争性质的？从有关史料来看，不是别人，而是墨子。不过，他没有直接使用正义与非正义这样的词汇，而是用“攻” 与“诛”这样的概念来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的。

墨子是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面对当时不可回避的连年频仍的战争，这位最接近下层劳动人民的善于思考的学者，不能不思考众多的战争究竟有什么不同，以对不同战争表示不同的态度。

墨子系统地研究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战争之后，发现那些众多的战争对天下人的利害都有直接关系。于是他便以战争对天下人是利还是害力标准，将战争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攻无罪”的战争，一类属于“诛无道”的战争，用“攻”与“诛”为界限，第一次对战争的性质作了区分。明确指出，利天下，利大众，利弱小的战争力“诛”，为义；祸害天下，涂炭人民的战争为“攻”，为“不义”。

墨子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天下之君子”在区分战争义与不义时观念上的混乱。他说，窃贼偷人家的东西，偷得越多，对别人的损害越大，其不仁越甚，罪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当今最大的不义是进攻别人的国家，但却不知道去谴责，相反还跟着称赞，说是正义的。他反问：“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这难道能说是懂得了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吗？）杀人犯杀人越多，罪越深重，不义也十倍百倍地翻番，天下之君子都明白此理，都知道反对，都谴责杀人犯的不义。但现在最大的不义是攻占别国，人们却不去反对，反而跟着称赞，说是符合仁义。墨子认为，这种能够识别和反对小错，但却不能识别和反对大罪的现象，反映了人们不能辨别义与不义的问题，说明“天下之君子”在区别正义与非正义时观念上的混乱。

在墨子看来，“义”的正确含义应该是：“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这三句话中的“中”字，就是“符合”的意思）。然而，现在的王公大人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用“天”养育的人民，攻夺“天” 下的城邑，以杀害上“天”的人民、绝灭鬼神的祭主，使人民流离夫所，是既不符合上天的利益，也不符合鬼神的利益，更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因此，

对这种“攻无罪”的战争必须加以反对。墨子指出：（当时的）中国尚处于“人不足而地有余”的状况，但“天下好战之国”，却“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互相杀戮，并且经常动用大量人力，消耗大量的财富，“久者数岁，速者数月”从事征战，搞得“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缝”。这种“不利于人”的战争，对“天下之害”太大了，“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喜欢推行这样的战争，这等于损害已经不足的人口去增加本来有余的土地，实在是荒谬之至。墨子认为，这种“攻无罪”的战争，是最大的不义。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义的呢？墨子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 “攻无罪”与“诛无道”是性质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禹征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都不能叫“攻”，只能说是“诛”。因为三苗、夏桀和商纣都是暴虐无道的，惹得天怒人怨，上天不愿意再保佑他们，让禹、汤、武王兴兵去“诛”灭他们。所以人们至今仍称颂禹、汤、武王力圣王。肯定圣王进行的战争是“诛”不是“攻”，是正义的而不是非正义的。

应该指出，墨子对义与不义的理解有其进步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其进步性在于他的着眼点是想维护人民的利益。但反动的统治者却决不会按他的主张办事。于是他不得不搬出上帝鬼神，让他们去惩罚无道之君，从而陷入了迷信的深渊。这是墨子思想的局限性。

正因为墨子把战争明确地区分为“攻”与“诛”两大类，认为“攻无罪” 是不义的，“诛无道”是正义的，所以墨子对战争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的。第一，非攻——反对当时诸国攻进弱小国家的非正义战争；第二，是诛—— 肯定并支持历史上的灭无道的正义战争。但是墨子的“非攻”显然是“非” 得有点过头，他把当时的攻伐兼并战争一概视为非正义，认为战国无义战，事实不见得就是如此。没有统一的战争，历史就不会前进了。但不管怎样，他在理论上区分了战争的义与不义，这一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必须肯定的。

战争的性质是战争本身固有的基本属性，它内在于、深藏于战争行动之中，看不见，摸不到，只有深入思考才能把握。因而，只从现象上看问题的人，常常把下义战争误认为义战，把义战误认为不义。

墨子在力主“非攻”的同时，特别强调“救守”——提倡对小国的救援和加强小国的防守。这是因为他反对攻代，但统治者都不听他那一套，仍在进行攻伐，使他不得不研究“救守”。可以说，“救守”是他的“非攻”合乎逻辑的延伸。是他“非攻”的必然措施。墨子的“救弱”，在《公输》篇记录的止楚攻宋的故事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墨子的“防守”，《墨子》五十三篇中自《备城门》至《杂守》共十一篇，对此作了专门论述。墨子成为一个御防专家并不是偶然的。

墨子的“非攻”又植根于他的“兼爱”学说。他提出人们不分贵贱亲疏，要“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互爱、互利、互助的关系。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空想。但正是在这种空想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比较完备的军事思想。清代学者俞樾说：“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崇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这段话揭示了墨子思想的内在逻辑，是符合墨子思想的实际的。

墨子是研究战争性质的先驱。他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很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