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话判断

汉末袁曹的官渡之战，是见诸史书的一个以少胜多的精 彩战例，当时， 占据北方、实力又很强大的袁绍，调集了十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曹操。曹军与袁绍军在官渡“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形势于曹操颇力不利。建安 5 年（公元 200 年）8 月，袁绍率大军“复进临官渡， 起土山地道”，组织了新的进攻，而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面对这种形势，曹操初步认为，官渡实难再守，他写信给留守许都的谋士荀尨， “议欲还许以引绍”。荀或复信说：“今军食虽少，未苦楚、汉在茅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据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贾诩也对曹操说：“公（指曹操）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

（《三国志》卷十，荀或苟攸贾诩传）曹操听取了谋士们的意见，舍“万全” 而出奇兵，并采纳了刚队袁绍那里“来奔”的许攸之计，亲率步骑五千，夜袭袁绍的护粮部队，打得“袁军大溃”，袁绍剩下少数人马败退黄河以北去了。

官渡之战的结果，证明了曹操集团对敌情的判断和采取的决策都是正确的，而作为一军统帅的曹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史料上看，曹操对敌情的判断以及整个作战决心的形成，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不能主观武断。对敌情判断的主观武断，难免产生片面性，得出错误结论，从而定下不正确的决心和处置，导致战役战斗的败北。战争这个特殊的。复杂而又危险的环境，是造成情况判断上主观武断的原因之一，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如果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木或渴热难当、饥饿难忍和疲劳不堪的时刻来判断战争中的事件，那么能够得到的在客 观上是正确的判断就更少了。”置身于官渡前线的曹操也逃不脱这种局限，他前几个月过多地看到了困难的一面，忽视了有条件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另一面。然而不夫为“神武明哲”的曹操，却能给远离前线的谋士写信，怔询他们的高见。这就使他的认识趋向于全面，避免了主观武断。

二是善于集思广益。对于敌情的判断，曹操不仅听取了谋士苟或、贾诩的意见，而且连刚从袁绍那里“起义”过来的许攸之计也敢于采纳，假如曹操自己头脑里产生的主意不许众议，只准称颂与照办，别人固然亭何他不得， 但结果恐怕不会出现“袁军大溃”的局面，相反却会授袁绍以“先退者势屈” 的可乘之机了。

三是必须抓住关键。由于曹操和他的谋士们特别注意了对敌方主帅袁绍的剖析，这就抓住了敌情的主要方面，所以，对战争全局的判断也就比较正确。比如，他们根据袁绍“能聚人而不能用”，判定袁绍无法使他的部下同心同德，因而已方用奇必胜。史实证明，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对人之“不能用”也真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袁绍派遣士卒万余人北迎运粮车队时， 沮授建议：可另派蒋奇带领一支部队前行，以防备曹操的袭击，但袁绍根本不听。谋士田丰鉴于“许都不再空虚，战机已失”，建议袁绍不要进行官渡之战，提出了“坐克”之什，袁绍却说他涣散军心，把他拘禁起来，官渡战败，又索性把他杀掉了。正是由于曹操的谋士们抓住了袁绍不能用人这一关键，才使曹操的判断符合于客观实际。

另外，从曹操谋士们的议论中还可清楚地看出，正确的判断除占有详细

准确的材料外，还须以丰富的知识作基础。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必须具有丰富的军事学知识，也离不开必要的史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如果不懂历史、不晓得秦未刘邦、项羽在荥阳成皋间对峙的战例，就无法进行历史上的战争与当时所进行的战争两者缺粮情况的对比。之所以懂得在相持情况下会出现“先退者势屈”的情况，其原因大抵在心理学中才能找出答案；“情见势竭，必将有变”，可以说是具有哲学知识的人发出的语言。

判断是指导战争的重要一环。古今中外，每一个具体的战争之先，都需要作出某种必要的判断。何谓判断呢？判者，分辨也；断者，决定也。判断就是对占有的敌我双方的材料加以分辨，是人们的认识在战争问题上从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的飞跃。现代战争，尽管具体情况已今非昔比，但在占有必要材料的基础上，如何使判断尽可能地符合实际，却是每个军事指挥人员所应该努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