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制人

“先发”可以“制人”，“后发”是否也可以达到“制人”的目的呢？ 回答是肯定的。

战争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实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 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稍逊风骚”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打天下时也常演“后发制人”的拿手戏。

李渊父子起兵太原、攻占长安之后，关中仍受着西边的薛仁果、北边的刘武周、东边的王世充的威胁，公元 618 年，李世民率军迎战薛军于高墌（今

陕西长武北〕，薛军多次挑战，李世民坚守不出，养精蓄锐。双方相持 60 余日。待薛军粮断，士气衰落，李世民派少量军队在浅水原列阵，诱敌来攻， 自己亲率大军直捣薛军阵后，前后夹击，大败薛军，解除了西陲之患。在对付北方的刘武周时，李世民也采取了同样的谋略。公元 619 年，两军相遇于柏壁（今山西新绎西南）。李世民命令军队深沟高垒，厉兵袜马，只派出数支小部队，袭扰刘军，疲备敌人。相持半年之后，敌粮尽人疲，向北撤退。李世民乘机迫击，孤军深入，在介休包围了敌人，加以全歼，刘武周逃奔突厥。在东击王世充时，李世民的“后发制人”更为精彩。公元 620 年，李世

民率 10 万大军，东出潼关，直指洛阳。先以各个击破的策略，拔掉敌洛阳城

的外围据点，将洛阳孤城包围。久攻不克，又闻窦建德率军 10 万从河北来西

援洛阳。李世民当机立断，留大军继续围城，自己率领 3 千 5 百精兵据虎牢阻窦建德援兵。窦军一个多月无法西进，士气开始低落。然后又将计就计， 派一部分军队出城牧马诱敌来攻，敌军果然列出 20 里长的大阵。李世民暗中严阵以待，不先动手。窦军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骄阳似火，列阵的窦军从早到午站在烈日之下，士卒已饥谒疲乏，秩序紊乱，李世民此时派少数部队冲入敌阵试探，敌军动乱。便享军直扑窦军大营，展开激战。同时又派兵断敌后路，前后夹击敌人，大败窦军，并活捉了窦建德。王世充见援军失败， 便开城投降。

《百战奇略。后战》对“后发制人”作了这样的概括：“凡战，若敌人行阵整而且锐，未可与战，宜坚壁待之，候其阵久气衰，起而击之，无有不胜。法曰：‘后于人以待其衰’。”意思是说，用兵打仗，如果敌人行进时队形严整而且士气高扬，不可与他交战，适宜的措施是“坚壁”等待，等候到敌人因长时间列阵上气衰落时，再向敌发起攻击。这样干没有不胜利的。兵法上说：后于敌人进攻是因为要等敌人斗志衰落。这里的“后于人以待其衰”，语出《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而《左传》又是引用《军志》上的话， 可见“后发制人”已经是很古老的谋略了。

“后发”并不是被迫无奈之举，而是主动采取的计划。它的核心是待敌疲劳后再打，以便达到用力省而成功多的目的。为此，战前必须对敌情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疲惫敌人的手段，以便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要让敌人牵着自己跑。李世民深谙此谋，他常常采取相侍中的袭扰

战术，使敌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并且在敌疲而打时，断敌后路、突然袭击，主动权一直在握，所以他取得的胜利往往特别大。

“后发”之所以能够“制人”，原因在于它是建筑在敌我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变化的基础之上的。两军相持，敌力之耗就等于我力的增加。敌力耗到一定的“度”，双方力量对比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把握这个“度” 出现的时机是很重要的。《战国策·齐策》早已阐述过这个道理，指出“骐骥之衰也，弩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驽马女子筋骨力劲，非贤于骐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借也。”（最好的马力量耗尽时，劣等的马也可以超过它；猛将打得疲倦了，弱女子也能战胜他。劣马弱女的筋骨力劲， 并不比骏马勇士强，但却占了上风，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借助“后起”， 比敌手后动作〕。以弱胜强，就要凭借“后发”——待敌疲力衰之后而击之。

“后发制人”原为战术性的谋略，后来逐渐扩大到了战略方面，并且与战略退却相联系。这显然是发展了的“后发制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讲，敌人气势汹汹扑来，我先退让一步，可以从敌人的动作中看出破绽来，以便将敌一脚踢翻。具体说，通过退却，来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阵地，诱敌就我范围，疲劳敌人，拣弱的打， 把敌拖垮。这比历史上的“后发制人”更为精彩了。

当然，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也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无条件的谋略是不存在的。“后发制人”的前提条件主要育哪些呢？第一、敌之后勤供应有限。拖到一定时间，军中乏粮，敌方军心动摇，这就为“后发”提供了良机。第二、敌缺乏足够的援兵，无法得到增强；若有援兵，能够确有把握不使其与被援者兵合一处。第三、我在政治上可以得到更大好处，以充分暴露敌方之侵略的反动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