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于实，不可敌

用兵之道，智略居首。谋之巧拙，对战争的胜负，事业的成败关系巨大，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智略高于敌人呢？不能靠神灵的启示，也不能靠“悟性”的创造，而必须严格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办事。

翻阅中国军事史，可以发现，古代有的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按此办事了， 并且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战国初期，集政治家与军事家于一身的大谋略家管仲，曾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史学家司马迁认为他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原因在“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善于因祸得福，把失败转变为成功），“知与之为取”（懂得为了取得而给予），故“令顺民心”

（所以，他制定的法令顺应民心）（《史记·管晏列传》）。管仲自己则把他之所以能使齐国居于列国之首的经验高度概括为这样：谋于实，故能权与立，不可敌也”。说是只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谋划，制定谋略， 就能正确地权衡利弊得失，而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天下无敌。

管仲的经验很富有哲理。它揭示了谋略与实际之间的关系。谋略作为一种构想，一种观念，它来自客观实际，是客观实际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要想智略过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遵重客观事实，不要脱离实际， 不要把虚假的臆想的东西当成事实，清朝未年与曾国藩并称“曾胡”的胡林翼，政治上反动，曾多次对抗太平军。但这位著有《胡文忠公遗集》的道光进士，由于久事军旅，却也曾留下一些有用的后。他说：“军旅之事，能脚踏实地，便是奇谋”，并不认为“奇谋”是来自天外的虚无飘渺的遐想。西方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著作《战争论》中指出：“决不能把战略计谋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有这种或那种根据肯定能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能发挥作用。”上面这些论述，揭示了谋略与客观事实的辩证关系，为后人提供了出谋献策应当遵循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正因为谋略是建筑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制定谋略首先必须在“知彼知己”上下功夫。具体点说，就是要务必获得敌我双方的全部的真实情况，一定要占有客观（实际）的详细材料。《礼记·大学》上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任何东西都有根本和末稍，任何事情都有终点和开始。只有把客观情况从头至尾搞个清清楚楚，把来龙去脉弄得明明白白，占有的材料要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或假情报），才谈得上去正确地“权”，进而去有效地“立”。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具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劲头，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侦察手段和调查方法， 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情况，否则，蜻蜓点水，知道了一点，就以为知道了一切，那是谈不上“谋于实”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正确地“权”与“立”了。

在掌握了实际情况之后，接下来的便是“权”——分析比较了。此时应该特别注意：一是要有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切实做到“慎权衡”，分析比较时要慎而又慎，不可马马虎虎。二是要“贵轻重”，权衡的目的要十分明确，通过权衡真正分清主要与次要、现象与本质，辩明利弊得失、强弱虚实。切不可满足于罗列一大堆模糊杂乱的情况，看不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开动机器，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精心“加工”。倘若，

头脑这个“加工厂”有毛病，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存有主观主义，不能脚踏实地，不能忠于事实，那就无法“贵轻重，慎权衡”，无法“加工”出优质的思想产品——奇谋妙策，甚至可能制造出一些馊点子。

战争是特殊的社会形态，战争情况瞬息万变，具有极大的流动性。昨天的事实到今天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被另外的情况所代替，所以必须不断地去求新的“实”，不断地去进行新的“权”，及时拿出新的“谋”，真正地做到随机应变。希图一劳永逸，把过去的办法到处去套，势必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要吃大亏。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无往而不胜。管仲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总结出了“谋于实，故能权与立，不可敌也”的充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经验，实在难能可贵。毛泽东所说的“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多”，可以认为是对管仲上述哲学思想光辉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作的科学而通俗的说明和概括。过去我们按这一思想行事，曾经制定出了一系列十分精彩的战略策略，打败了一个个敢于和我们作对的敌人，今后只要坚持这样做，肯定仍能制定出更多的奇谋良策，做到百战而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