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阵图到鸳鸯阵

诸葛亮的八阵图，至今在陕西勉县、四川奉节与新都县等地尚存有遗迹。后人越传越玄，使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许多人都想了解，八阵图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兵略纂闻》讲，八阵是一种很古老的阵形。“黄帝按井田作八阵法，以破蚩尤。”当初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斗队形，丝毫没有神秘的气味。这种阵形是黄帝把当时的丘井之法移用于制兵的结果。史载：黄帝之世，经土设井，立步制亩，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依井田的式样列阵，“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备焉”（一个阵分为九个部分，中间部分为零，系大将的指挥位置，东西南北四个方面那八部分，都是为了与来自不同方向之敌作战的）。这种八阵，实为一阵，只不过按井字的样式分成了八个可以与敌接触的部分而已。这种阵形，可以“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打起仗来是很便于发挥军队的整体力量的。

后来事情变得有点复杂，出现了“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等八阵的名称。据唐代李靖说，这是“传之者误也”。为什么会误传呢？“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耳”，于是便以讹传讹了。结果把本来的井字阵形说成了是八种阵法。

但与此同时，在井字形的八阵法之外，随着战争的发展，其它战斗队形

也出现了。方、圆、牝（阴），牡（阳）、冲（撞）、轮（转）、浮沮（澟止）、雁行（大雁飞行）这八阵，显然是不同于黄帝所创的八阵的新的阵形，尽管它们仍沿用着八阵的旧名。在黄帝之后出现的新的战斗队形，肯定不会恰恰是八种。东周初期郑国军队打败王师的鱼丽阵，唐代李靖创造的六花阵，不就没有包括进去吗？

实际上，古代之所以讲究阵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便于发挥军队的整体力量，以有效地进行进退攻守而已！这就决定了一些聪明的军事家必然会依照战争的具体情况去组合、去结构能发挥自己军队最大威力的战斗队形—— 布阵。

西晋时的靖边名将马隆所创造的“偏（扁）箱车”，就是一个例子。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年问，凉州被羌戎攻陷，河西断绝。马隆自荐说他率勇士三千人即可平之，得到晋武帝的许可。马隆于是西渡温水（在武威之东），与人数众多的敌虏进行了一场既斗勇更斗智的战争，鉴于敌人或乘险前堵，或设伏截后，有限的兵力不能顺利前进，马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依八阵图，作偏箱车”（见《晋书·马隆传》，《资治通鉴·晋纪》“偏”作“扁”）。这是一种适用于狭隘山路的车箱扁窄的战车，车上放有可蔽风雨，捍矢石的木屋，能够“且战且前”，能杀伤敌人而不被敌所杀伤，据说以此前行了“千余里”。在广阔地域，“则鹿角车营”，即将树枝削为鹿角状，装于车上，布于阵之外方，以防敌之接近，自己却可藉鹿角之掩护，以弓箭射杀敌人。唐代的李靖曾评价说：“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唐李问对》）。认为扁箱车和鹿角车，体现了用兵的重要原则。它既可以保持军队的体力，又可以攻击前面抗拒的敌人，还可以约束自己的队伍，三种功能可以交替使用。马隆的偏箱鹿角，显然不是对八阵图的机械照抄，而是吸取八阵图等古法的要旨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战斗力——结合当时战场的具体情况的一种创新。它比八阵图复杂得多了，也进步得多了。结果顺利地平定了西凉。到了明代，有人又重提此车。据《明史·兵车》云：“景太初，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箱用薄板，置铣，出则左右相连，前后相接，钩环互牵，内载衣粮器械。每车给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轮番推挽，每方五辆，另以四辆车一列，视敌指挥。后廷议以此可以守，难于攻截，命登酌量行之。” 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设想不了了之，但它反映了在如何使人与武器如何更好的结合的问题上，军事家是一直在动着脑筋的。

阵形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它绝对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鸳鸯阵的出现，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

1561 年，倭寇大举进犯浙江。在保卫台州的战斗中，戚继光针对倭寇分两队来攻的态势，摆出了一个鸳鸯阵。这是以火器、弓箭作掩护，对敌进行短距离搏斗的一种战斗队形。它以队（12 人）为战斗单位，队长一人居前，二执牌手次之，二持狼筅者又次之，四特长枪者又次之，二持短兵器更次之，一炊事兵居后。战斗开始后，敌进至一百步之内放火器，进至六十步以内动弓弩，再接近即以鸳鸯阵冲杀。此时，队长指挥，二牌手并列前进，待敌长枪将及身，牌手即投标枪击敌，继之取腰刀砍杀。狼筅手跟在牌手身手，防护牌手前进。

每两个长枪手照顾一牌、一筅，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手杀上救应。根据地形的不同，这种纵队还可以变成横队或其它队形。这样，不仅使长短兵

器并用互济，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效能，而且把十二个人结成一个整体，共同破敌。戚继光利用这种阵形，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古希腊有名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有个著名论断：“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要达到这一点，整体必须具有最佳的结构。戚继光的鸳鸯阵，使持各种武器的士兵组成了一个人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机整体，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战斗力——大于单个士兵的战斗力的相加之总和。可以说，从八阵图到鸳鸯阵，军事家们所追求的，都是这一点，虽然他们当时并没有从理论上揭示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

纵观中国军事史，不仅“阵”的样式在逐渐增加，而且“阵”的内涵也在扩大。韩信的“背水阵”，显然已经不是一种战斗队形，而是背靠江河部署军队了。也就是说，“阵”大体上有两种含义：一是狭义的，指的是战斗队形；二是广义的，指军队的部署，后者属于孙武所讲的“势”的范畴。“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善于作战的人能够巧妙地部署军队，形成象圆石在高山上转动的态势。（《孙子·势篇》）这句话所包括的意思是很丰富的。

系统论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原理：各要素通过结构组成的整体系统，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功能。系统的结构不同，功能也就不同。冷兵器时代的军队，是由持各种武器的士兵组成的系统，战斗时如何使其发挥最佳的功能，是阵形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如何使其据有最佳的态势，是部署军队时应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现代战争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军种兵种，如何把它们合理地结构起来，使之能编制出一幅杀伤力最大的火力网，发挥出最大的战斗效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每一军兵种而言，在战争中，飞机如何编队，舰艇如何编队，坦克如何编队，步兵如何编队，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发挥最大的威力，都是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

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辩证的统一，二者不可分割。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又会反过来作甲于结构。功能性的病态会导致系统结构的恶化甚至崩溃。让我们遁着八阵图的轨迹，深入地探讨现代作战形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