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迂为直”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 先人至，几知迂直之计者也”（《孙子·军争篇》）。孙武从以往战争的经验中观察到，两军相争时最难做到的是“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为了走直路而走点必需走的弯路，为了取得全局的胜利而付出局部的牺牲。孙武认为，如果能够按照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意识的走点必要的弯路，以小利引诱敌人，从而先于敌人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就算懂得迂直之计了。

但是，人们往往脱离客观事物曲折发展的现实，一厢情愿地希望直达预想的目的，从而使主观与客观相背离，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局面。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这种不懂得以迂为直的现象就曾出现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同志，看不到红军弱小敌军强大的现实， 看不出中国内战中敌“围剿”又“围剿”，我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始而主张红军去打大城市，继而主张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一味地强调进攻，反对防御和退却，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针对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特意指出：“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 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面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毛泽东选集》，第180 页）毛泽东这段话，是对以迂为直精辟而又深刻的阐发。

既然以迂为直是建立在事物发展的曲折性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它对所有非线性发展的事物都具有指导意义。比如，政治工作与写字，两者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解放军报》却刊登过这样一篇短文，说是某院校的一位教导员通过抓写百字的活动，让学员写“警言名句”、“抄录文选”，不仅使学员的字大有长进，而且也“陶冶了学员的情操”，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件事，虽然看来平平，不是什么惊人之举，但却可以给人以启迪。写字，距政治工作可谓远矣，但它却解决了“陶冶情操”这个本属政治思想工作范畴的课题；看起来走的是远路，实际上是以迂为直的。孙武讲过，“善战者”，都是“无智名、无勇功”的。抓写字，这比那种解决一大堆“活思想”，似乎功劳少些，但由于陶冶了学员的情操，学员的思想境界提高了，治了木，不良的言行就不那么易于萌发了。这样的“无智名、无勇功”，不也恰恰是政治工作战线上的“善战者”的特征之一吗？这样讲， 绝不是说抓写字应是政治工作者所必为，一呼噜都去抓写字去，而是说在政治工作中也有以迂为直的道理在。

如果有人在江源而下，但却不想沿弯弯曲曲的江流航行，而想乘舟直达东海，那肯定被人嘲笑，但古代的确存在着近似这样的故事。有篇古文题为

《触詟说赵太后》，说是秦国急攻赵国，赵大后求救于齐，齐国说让长安君作人质，齐才出兵。长安君是赵太后的小儿子，赵太后最爱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让这个小宝贝去齐国当人质。大臣们单刀直入，纷纷向赵太后陈述利害， 她压根儿听不讲去，并扬言谁再向她讲这件事她就向谁的脸上吐唾沫。人们

想促使长安君早点成行，但由于没搞清赵太后曲折复杂的心情，结果使事情卡了壳。这时，触詟来见赵太后，赵太后满脸怒气，以为又要讲让长安君去齐国当人质的事。但触詟却问起她的饮食起居，并介绍起自己的修身之道， “太后之色少解”。然后又说他自己最爱的十五岁的小儿子，希望在他未死之前托赵太后找个工作。这一下就有了共同语言。太后说，她也特别爱她的小儿子。触詟：你实际上更爱你的姑娘。赵太后否认这一点。这时，触詟才开始进入正题，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儿子的将来考虑， 才是真正的爱。你流着泪把你的姑娘远嫁燕王，为的是她有子孙相继为王， 考虑得远，是真正的爱。你把你的小儿子封为长安君，但却没有让他有功于国，等你百年之后他能保持住自己的尊位吗？你对他考虑得太近了，所以我说你对他不如对姑娘的爱。太后恍然大悟，便马上送自己的小儿子去齐国当人质，齐国这才派出援兵帮赵抗秦。请看，别的大臣单刀直入，想走近路， 结果根本没法再往前走，事没办成；触詟绕了一个大弯子，多费了许多口舌， 但却很快达到了目的，办成了事。这不也是一个典型的以迂为直的事例吗？

由上述可见，以迂为直不仅是军事谋略，在政治工作、日常生活中也有可以应用到的地方。这原因，就在于其它事物的运动也和军事运动一样，往往都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老子》把“在则直”视为“天下式”，即把弯曲才能直达当成天下普遍的法则，说得可能有点绝对化了。但当迂则迂， 当直则直，在必要时以迂为直，还是符合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