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中国大陆的沉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迅速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改造与建设，推动了这一发展。儒学在这个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失落、危机和复起三个阶段。

1949 年到 1966 年是儒学失落时期。儒学的失落，是指儒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地位彻底丧失；但它作为文化遗产却并未被抛弃，在学术研究领域仍有重要地位。

事实上，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在封建社会末期已开始动摇，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陈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对当时那种脱离实际、空谈性命的腐儒进行了严厉批判。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痛感中国政治经济落后、积极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思想家，如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对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儒学做了更彻底的批判。发生在 1919 年的社会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推翻了儒学在人们观念中的神圣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消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治地位，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完成。而从儒学统治地位的彻底丧失来看，是在 1949 年以后。中华人

民共和国当时的代理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9 年 9 月

29 日以法令形式确定了“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54 年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定：“指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①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大陆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被确立为教育的内容，儒学不再被“独尊”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历代儒宗、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奉祀，儒学作为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在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毛泽东在 1940 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批判与继承”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儒学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学术论著方面，50 年代至 60 年代，出版或再版了大量儒学研究著作，如熊十力的《原儒》，郭沫着的《十批判书》（再版），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编，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等，是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标志。在学术方法论方面，儒学研究首次引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孔子及各个古代儒学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在学术内容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许多过去从未探讨的与现实需要相关的问题，如关于孔子思想核心究竟是仁、是礼，还是“中庸”的问题；关于孔子的政治立场是代表封建阶级还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问题；关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哲学性质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关于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方面是否整理了六经的问题；关于孔子著作的“君子”与“小人”代表的是否民众利益的问题；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借鉴价值的问题，等等。显然，作为学术领域里的儒学研究，由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受政治的影响比较大，这在当时难以避免。对于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出来的民族，结束封建帝制仅仅三十年，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对旧文化进行清理和批判，以推动民族新文化的建立，是很必要很有积极意义的。只是，在这个本来很正常的学术批判过程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过份干预。

1958 年，《哲学研究》杂志第一期首篇文章《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提出了哲学史要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认为古代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危害更为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与唯心分界线、哲学的阶级性等原理受到了忽视。到 1962 年，这种政治批判进一步升级，在全国性孔子学术讨论会上，一些“马列主义权威”指名道姓地把一些著名学者划为“修正主义”。如冯友兰、刘节、高赞非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及方法都被判定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这种状况到 1966 年以后发展为对儒学和儒学研究的全部否定。

1966 年到 1976 年是儒学的危机时期。这次危机，并非来自儒学及其研究自身，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即那场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发动者的初衷是通过政治方式破除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版，第 707—708 页。

封建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然而不幸的是，新文化没有建立，优秀文化遗产却连同封建文化一起被破坏殆尽。与发动者意愿相违的另一个结果是，原已退隐的学术领域里的儒学及其历史人物，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又被推到现实的前台，以被否定方式得到了一次广泛宣传，使二次大战以后出生、在现代科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接受了一次儒学文化的否定式扫盲教育。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提出了“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牛鬼蛇神”指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专家、学者、权威及其“祖师爷”（即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儒学和孔子被划入破除、横扫之列。70 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以批孔批儒为名的群众性政治浪潮，儒学被贬为极右的反动思潮，孔子被斥为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犬①。显然，这个时期对儒学和孔子的否定，完全是一种狭隘的政治偏见与谩骂，已毫无思想价值。但是，这场“革命” 对儒学及其研究所造成的物质危害、政治危害及思想混乱却延续多年，以至于当这次文化浩劫过去之后，人们不得不投入很大力量去拨乱反正。

1976 年至 90 年代是儒学复起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个阶段：1976 年

至 1984 年为学术界重新树立孔子和儒学地位的阶段；1984 年至 90 年代为全面研究儒学体系及其历史、研究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与现代文明关系的阶段。在后一阶段，儒学研究形成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局面。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明令要求：一切在“文革”期

间被破坏、被污蔑的人和事都必须纠正过来。1978 年 8 月 12 日，《光明日报》发表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的再评价》，提出了重新确立孔子及儒学地位的问题，由此揭开儒学复起的序幕。从 1978 年到 1983 年，祖国大陆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孔子及儒学讨论会，推翻了“文革”加在孔子身上的不实之词，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也初步讨论了“五四”运动否定儒学的功过，达成了尊孔的时代和反孔的时代都已经过去、应该对孔子及儒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加以研究的学术界思想共识。

1984 年，孔子诞辰 2535 周年，在纪念活动期间，民间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国孔子研究会筹备会”，这标志着全国性孔子专门研究机构的形成。80 年代后半期，祖国大陆又举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其中后三次扩展为国际性会议。来自亚、欧、美、大洋洲的各国学者普遍认为，儒学是世界思想与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它不仅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而且对东方工业国确立自己的思想文化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反省原有文化的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进入 90 年代以后，儒学进一步向国际性思潮发展，甚至越出学术界向现代生活方式、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渗透。

祖国大陆的儒学及其研究几经磨难与颠簸，发展到现在，与一大批思想家和学者的执著追求分不开。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郭沫若、赵纪彬、侯外庐、蔡尚思、张岱年等。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孔丘其人》，载《红旗》1974 年第 4 期。

熊十力（1884—1968），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岗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0 年至 1922 年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佛学。1922 年以后，除到四川讲学外，主要在北京大学任教，直至逝世。熊十力的思想以 40 年代中期为界，明显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着重于佛学，试图以儒学改造佛学，提出了自己的佛教唯识学说，著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佛家名相通释》等书。40 年代中期以后，他放弃佛学转向儒学，立足于儒学阐发自己的思想。主要著作有《读经示要》、《体用论》、《明心篇》、《原儒》和《乾坤衍》等。

熊十力的思想主要针对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思潮泛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他以鲜明的道德人本主义反对哲学的知识化、逻辑化、实证化倾向，也反对西方的理性人本主义和个人人本主义。为阐述这样的思想，他将道德上升到形而上学高度，提出道德的“本心”、“性智”、“良知”是人人生而俱有的“生命之本然”；而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则脱离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寻求”，“各用思考去构画一种境界，而建立本体，纷纷不一其说”。这样的哲学虽然推动了科学和认识论，却不能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据，只能是“始终盘旋知识窠臼，茫无归着，遂乃否认本体”①，导致怀疑论和现象论兴起。他认为，哲学所求之真或实在，与科学所求之真或实在完全不同，哲学是“修养的学问”。

熊十力所建立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沿儒学的思孟、陆王一系发展，以心性学说为基本立场，以佛学禅宗唯识论为补充，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人性的根本是道德性。他认为这一思想是孔子儒学原初的意思。第二，人的道德性真实不仅是人性本体而且是宇宙本体。这一点的依据来自陆王心学的“心即理”说，即人之心与天之理相通，性是相通的中介。熊十力以“翕辟成变”来说明宇宙作为精神实体的功能作用。第三，道德性不仅表现为道德律令，而且能在道德实践中呈现自身。即道德良知不是一种理智的假定，而是真实的体认和直觉。熊十力的论证着重从“体用不二”进行，强调孔子原儒的精神。他的思想及其论证后来由他的学生发扬，成为 60 年代以后新儒家的主要观点。

赵纪彬（1905—1982），原名化南，字象离，笔名向林冰、纪玄冰，河南内黄县人。他未受过正规教育，靠自学成为中国思想史家。曾任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教授。1949 年以后，他继续哲学史研究，并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平原师范学院院长、河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等职务。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中国哲学思想》、《哲学要论》、

《困知录》、《论语新探》等。

赵纪彬对儒学和孔子思想的研究，着重在学术批判而非构造体系。所用方法主要遵循“训诂是义理的基础”的汉学原则，以对章句字义的训诂考订建立自己的观点。《论语新探》一书是其代表作，50 年代以后在祖国大陆多次再版，流传甚广，并由美国学者译为英文介绍到国外。赵纪彬考释了《论语》中诸多范畴的含义，如“人”与“民”、“君

子”与“小人”、“贫”与“富”等，进而论证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前

① 熊十力：《新唯识论》，第 250 页；“附原本绪言节存”，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期儒家”的性质。他认为，《论语》中绝不以“人民”或“民人”合成一词来使用，对“人”用“诲”、“爱”，对“民”用“教”、“使”，表明了“人”指当时的奴隶主，“民”指奴隶。“君子”和“小人”同属奴隶主阶级，但非同一等级，君子是政治上的维新派，小人是革命派。“贫”与“富”概念的出现表明古代奴隶制私有制的存在，这一私有制是人与民对立、君子与小人分裂的经济原因。孔门之学即是以继承西周贵族维新传统自命的“人”之中的“君子”学派。

赵纪彬还考察了《论语》中与自然知识、逻辑推演、认识论有关的论述和语句，认为孔子对自然知识的涉及完全属于直观的原始知识，并且绝大部分用来比喻政治伦理意义，没有现代知识的含义。孔子所用的逻辑是“从自己推出宇宙，正是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主观演绎方法”。内容上，孔子把世界视为自身观念的外化，形式上由单称判断推论全称判断，以这种方法适应其政治论和道德论的需要。孔子的认识论也是为政治伦理观念服务的。如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前半段为经验论，后半段为先验论，表现出认识论的二元特征；孔子在“知”、“能”、“学”、“习”等范畴上也都具有经验论与先验论的二元性，因此，“孔门的认识论，在本性上已经失去了探求客观真理、辨别是非同异的功能，而只是其政治伦理主张范围内的附属品”①。赵纪彬由此断定孔门之学是一个泛伦理主义学派，孔门思想是泛伦理主义思想体系。但这种伦理主义又非单纯道德观念，而是从属于政治的道德观念，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主张是典型代表。赵纪彬认为孔子学说完全颠倒了逻辑（认识）、伦理、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使逻辑（认识）受制并依附于政治伦理，是孔门之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儒学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造成严重危害的理论根源。

赵纪彬的观点虽然并非全面，如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中的“民”是指有王位继承资格的贵族而非奴隶；他以现代学科分类来界定早期儒学成分也不尽合理，但是由于他将近代逻辑学和统计学方法与传统训诂学方法相结合，以实证方式分析孔子学派的学说，其思想自成一家学术之言，影响甚广。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县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专攻历史。后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三年。1930 年回国后历任哈尔滨政法大学、北平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教学与研究。1949 年以后，继续其史学研究，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下属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直至逝世。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主编了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等。

侯外庐是中国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位学者。他与 60～70 年代中那些把马克思主义个别观点当作教条武断评判历史的人不同，他以翻译并长期钻研马克思《资本论》得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注重历史资料引证，以可靠、翔实的内容展示历史，阐发自己的史学论断。在评价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时，他着重从

① 赵纪彬：《古代儒家哲学批判·自然稽求》，中华书局 1950 年版。

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去说明，从古代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去分析作为社会意识的孔子思想，提出了“孔子思想是以‘礼’为社会的准则，这也就是‘立于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的看法①。这与近现代多数人把孔子学说核心看成是“仁” 的观点根本不同。由于其根据充足、论证充分，一经提出便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在祖国大陆学者中赞同的人很多。如当代学者蔡尚思，在这方面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证，他认为，在当代，是侯外庐最先提出这个观点来的。②

张岱年（1909— ）字季同，别名宇同，河北献县人。早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1933 年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哲学，1952 年以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93 年退休。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张载—— 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

张岱年从整个中国哲学传统及其发展去研究儒学，颇有特色。他将孔子以来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分门别类进行归纳、辩析，构造了一个包容历代哲学家及各自思想的中国哲学系统，从中概括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不同的特征，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一些思想内容。他认为，中国哲学有三个重要特点：合知行，即强调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相融合；一天人，即主张天与人相通，物与我一体；同真善，即追求真理与伦理的统一，即真即善，即善即真。还有三个次要特点：重人生不重知识；重了悟不重论证；不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他十分推崇熊十力的思想，认为六个特点中的合知行、同真善及重了悟不重论证得之于熊十力。张岱年认为在中国哲学中历久常新的东西是它不把实在与现象割裂开来的自然整体观念；有论有序、不妄不乱的变易观念；反复两一乃自然固有条理的观念；视人我和谐的人生理想为生活准则的观念；注重学说与行为一致的观念；等等。中国哲学中也有致命大弊，最主要的就是尚无薄有倾向、崇天忘人倾向、重内遗外倾向、重“理”略“生”倾向等。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墨家、名家虽有过贡献但久已中绝，道家虽曾经与儒家平分天下，但对中国人心习多有贻害，唯独儒家兼容并顾甚广，是中国哲学特点及其活的东西的主要代表。

80 年代，张岱年针对 70 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原因学术界被搞乱的问题，就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孔子思想的十个特点：第一，述古而非复古。认为孔子虽称“从周”但不是要复辟周代，因为孔子也提倡“行夏之时，乘殷之辂”①，主张允许与周制不符的知识分子（士君子）参政。第二，尊君而不主独载。认为孔子的尊君是有条件的，即“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第三，信天而怀疑鬼神。孔子以“天”为大，同时不谈鬼神，如《论语·述而》记：“子不语怪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 1961 版。

② 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2 页。

① 《论语·雍也》。

② 《论语·先进》、《论语·八佾》。

力乱神。”第四，言命而超脱生死。孔子强调“知天命”，又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③，置生死于度外。第五，标仁智以统礼乐。孔子虽然强调礼乐之规，但更重视仁之伦理，主张以仁统帅礼乐，使礼乐从属于仁。第六，道中庸而疾必固。孔子讲中庸但并不绝对化，提倡“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④，即反对走极端。第七，悬生知而重闻见。孔子的“生而知之”论只是悬虚一格，因为他从未讲过怎样的人是生而知之者，相反，孔子称自己是学而知之者，并且教导学生要多闻多见多思考。第八，宣正名以不苟言。孔子的“正名”主张并非只是正政治名份，而更多含义是纠正名义，有逻辑意义。因为他把名与言相连，强调正名是为了不苟言。第九，重德教而卑农稼。孔子在政治观点上注重道德教化，轻视生产劳动。第十，综旧典而开新风。孔子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功不可没，对后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而孔子的历史贡献不能因其政治观点而贬低，应给予充分肯定。张岱年的这十点评价以《论语》为证，在学术研究转折时期对拨乱反正，对祖国大陆儒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有着广泛的影响。

祖国大陆的儒学研究中还有许多著名学者，不再一一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