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性主义的创立和修改

以自然科学为哲学对象的研究,即科学哲学,在批判理性主义之前, 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 世纪 30 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阶段,和 20 世纪 20 年代在英国、奥地利兴起的、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研究虽然有很大区别,但在对哲学性质的看法上相一致,即强调实证性在科学和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主张把哲学改造成没有“形而上学”的实证科学。批判理性主义一反这一传统,提出了否证才是科学的本质和科学发展动力的思想。这一别开生面的观点,结束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实证逻辑分析时期, 开创了从科学现实和科学历史中寻找科学发展规律的新时期。

批判理性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创始人波普和他的学生拉卡托斯。

卡尔·莱蒙德·波普(1902—)是著名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奥地利

人,后定居英国。早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192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中学任教,与当时的维也纳学派成员有密切联系。战争中,迁居新西兰,在坎特伯雷大学任教。战后,受聘于英国伦敦大学,直至退休。他的主要著作有:《研究的逻辑》(后改名《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波普在社会历史领域、本体论问题等方面也有独到的研究,但他的主要思想是在科学及其方法论方面。

使波普开始科学哲学新时期的是他的证伪思想,这一思想从批判传统的归纳方法开始。对于传统归纳法,休谟曾给予深刻批判,即认为个别的经验事实不能由归纳而上升为普遍原理。现代实证论者由此而提出“概率逻辑”理论,认为经验事实的概率性归纳可以确证理论的可靠程度。波普对此提出了根本性否定。首先,他否定了传统归纳法的合理性。他指出: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累积中推出;通过归纳得出的结论总有可错之处;归纳推理的基础——归纳原理本身无法证明,若要证明, 只能是循环式的或先验的。这里的观点与休谟基本相同。但波普认为休谟在心理学上给归纳法留了后路,即休谟把知识的基础看成是习惯的信念,把人们对规律的认识看成是经验多次重复后导致的确信。波普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归纳问题是逻辑问题,不是心理信仰问题,不能混淆在一起;即使从心理学来看,也不是经验重复而导致信念,而是心理信念导致经验重复。其次,他否定了现代实证论的合理性。他指出, 赖辛巴赫的概率逻辑论企图用“命题序列的真值频率”来解释“假设的概率”,这和传统归纳法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混淆了随机事件本身的概率与一个假设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同样,卡尔纳普的“理论的确证度等于理论的概率”的说法,则混淆了确证度与概率之间的不可通约。因为科学理论具有无限全称陈述的逻辑形式,而无限全称陈述的概率却是零,确证度不等于概率。波普在上述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证伪原则。

证伪原则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其标准在于可证伪性;一种不能被任何想象事件所证伪的理论是非科学的理论。这一原则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相对立,它的核心概念是可证伪的。波普认为,可证伪性也就是证伪在逻辑上的可能性。说一个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就是说从这个理论推导出的命题在逻辑上总会有一些事实与之发生冲突;而说一个理论不具有可证伪性,就是说这个理论不会与任何想象的或发生的事件相冲突,那么这种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理论不是科学。因此,可证伪性是科学与非科学分界的标准,凡属于科学的理论,原则上都可以证伪,不可证伪的理论则属于非科学。波普认为,根据这一标准可以解决归纳问题,因为证伪过程不必以任何归纳推理为前提。例如, 要判断“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命题的真假,以归纳法永远不能证明其真,因为难以穷尽所有的天鹅;然而,只要发现一只黑色天鹅, 这个全称命题就被证明为假,这不需要归纳积累,因此从反面去证伪命题的方法可以摆脱归纳法。这也说明,科学的性质在于可证伪性,科学方法的根本试错法,即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大胆提出假设,然后以最严格的态度批判它,从而发现其错误所在的过程。波普认为,科学家追求理论的精确性和普遍性是与可证伪性相统一的。一个命题,精确度

越高,可证伪性就越强,模糊度越大,可证伪性就越弱;普遍性越大, 可证伪性就越强,特殊性越大,可证伪性就越弱。由此,波普进一步推出科学发展模式。

波普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经历四个阶段:问题——科学从问题开始,引起科学家们的思考;猜测——科学家们提出各种大胆的猜测和假设去解决问题;批判——各种假设性理论之间展开激烈的批判与竞争, 筛选出逼真度最高的新理论;新问题——新理论被新的观察和技术证伪,导致新问题出现。这四个阶段循环往复,科学的进步便在其中实现。这个过程,波普将它图式化为:

批判理性主义的创立和修改 - 图1

其中,P1 表示开始时的问题,TT1、TT2、TTn 表示互相竞争的各种理论,EE 表示对理论的批判和选择,P2 表示出现的新问题。波普认为这个图式既表示整个科学的发展,也表示认识活动、科学研究的逻辑,还可以表示物种进化的序列,即生物在不断解决问题中生存并排除无用器官生成新器官从而完成进化。波普的这个图式不仅是要描述科学、认识、研究、生物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为了强调这样的思想:科学并非始于观察或理论,而是始于问题。科学理论并非是正确无误的认识,而是大胆的猜测。科学理论是否进步的标准并非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度。科学发展的动力并非证实,而是试错。

波普在晚年还提出了一种“三个世界”的理论,把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科学问题、科学理论、理论的逻辑关系、自在的论据、批判性讨论、故事等,视为与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同样的实在世界,以说明科学知识及人类精神产品对人类的重要性。他还提出过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社会政治哲学。这些思想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伊姆雷·拉卡托斯(1922—1974)是波普之后著名的英国科学哲学家。作为波普的学生和波普退休后接替其职务的继承人,拉卡托斯修改和补充了波普的思想,提出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把批判理性主义推向另一个阶段。

首先,拉卡托斯对波普的科学分界标准进行修正。他认为,波普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有根本性漏洞,即经验证伪。既然经验证实(归纳法和概率主义)对于普遍的理论是有限的、不能证明的,那么经验证伪也同样是有限的、不能证伪一个理论的。面对经验的反驳,任何理论都能通过调整它的背景知识来推翻反驳。关于理论的背景知识,拉卡托斯认为是被波普忽略了的一个问题。任何理论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对一个理论来讲,与它相联系的其他理论就是它的背景知识。当经验事实与一个理论相冲突时,可以通过调整背景知识修复相冲突之处,即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就能使理论不被反驳。拉卡托斯承认没有永恒正确的理论,但一个理论的被证伪,并不能由某个与它相冲突的观察陈述所推翻,而必须由一个新的理论所取代,这个新理论必须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超出原理论的新事实,二是能够包含原理论中未受反驳的内容,三是所具有的新事实得到确证。只有当这样的新理论出现时,

原有的旧理论才能被证伪。

其次,拉卡托斯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新见解。他认为,科学理论并不是以单个命题或单一理论方式存在的,而是以系列理论的方式存在,这个理论系列内的各个理论有机地联系着,构成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系统,这个系统由四部分组成:理论的“硬核”, 辅助性假设组成的硬核的“保护带”;保护硬核的禁止性规定——“反面启示法”;发展理论的鼓励性规定——“正面启示法”。硬核是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即核心部分。面对反驳,它往往不容轻易改变。如果它被驳倒,那么整个纲领就被推翻。保护带是科学研究纲领的外围辅助部分。当反驳出现时,保护带中的辅助性假设通过调整、修改自身来保护硬核不受反驳。如果辅助性假设经过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导致了硬核向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这个纲领就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的。反面启示法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上的反面规定,不准科学家们将反驳指向硬核,而是以各种方法去修正和调整保护带,正面启示法包括一组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和暗示,说明如何改变和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部分,即如何更改和完善保护带。拉卡托斯认为,保护带的调整对研究纲领的发展会有两种影响:进化的或退化的。一个研究纲领经过辅助性假设的调整,增加了经验内容,就能对经验事实作更多的说明和预测,这时,它是进化的;反之,它就成了退化的纲领。进化中的纲领不惧怕反常,反而吸收反常发展自身。但进化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转向退化,退化中的纲领,已没有能力改造反常,它所面对的反常例证会越来越多。但反常再多也不能证伪这个退化的理论,只有当更进步的纲领出现时才能取而代之。哥白尼日心说取代托勒密地心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取代牛顿力学理论都是如此。

再次,拉卡托斯强调了科学哲学方法论必须和科学发展史实相符合。他对比了当代流行的几种科学哲学方法论,如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提供了理论模式。但是,科学史本身总要比所有的理论模式更加丰富,因此,对于科学发展的研究,必须以正确的理论模式为指导,同时又必须由历史来确证各种模式在合理重建方面的价值。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比证伪主义、约定主义、归纳主义包含了更多的经验事实,预测了其他理论所预料不到的新颖的历史事实,如果这些预测被历史研究所确证,那么这一理论就构成了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现有方法论中最具进步性的。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确比波普的单纯证伪主义更完善而全面,但波普思想对批判理性主义的开创性价值仍是不容否定的。拉卡托斯的许多积极的补充和新颖见解,实际上又来自科学哲学研究中另一个学派——历史主义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