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结构主义和解构思潮

结构主义发展到 70 年代进入后现代阶段，其特点是对结构本身的意义发生怀疑。曾是阿尔都塞合作者的法国学者马谢雷，就专门批评了结构借用的观点，认为把语言学中的结构概念挪用到文学及别的学科是错误的。因为结构的分析看上去是发现一个对象的内部无意识结构，实际上却“是用显示这个对象发生作用的规则的办法去重建一个‘对象’”，所“发现”的仅仅是对象的模拟物。马谢雷还批评结构主义在反传统、反形而上学观念的同时，又假定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观念，即整体的有机结构观念，用它取代了传统的因果观念。

70 年代的结构主义代表是法兰西学院思想史和思想体系教授密歇尔·福柯（1926—1984）。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研究过心理病理学。50 年代在瑞士任大学讲师，60 年代在突尼斯任教，1968年回国任巴黎大学文森学院哲学教授。1970 年到法兰西学院。主要著作有：《精神病与心理学》、《疯狂与文化》、《医院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话语的秩序》、《监督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性史》第 1 卷等。福柯的主要学术成就在欧洲思想史方面，同时也广泛涉猎精神病学、自然科学史、经济学、语言学、犯罪学等领域。作为结构主义思想家，他的影响与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等人齐名。

福柯的主要思想是关于欧洲近代思想发展的分析。与前期结构主义相同的是，他也否认历史的历时性，主张同时性分析，认为思想发展只是一种知识范围内的结构交替，结构与结构之间彼此孤立，没有内在联系。与前期结构主义不同的是，他在否定主体概念、反对根源探索的同时，不同意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言语二元论区分。他认为语言形成过

程中有第三个因素——话语，它既不是作为深层结构的语言规则，也不是表层的言语符号，而是话语实践中比符号所指包含了更多东西的部分，并有自己的规则。

福柯把欧洲近代思想分为三种文化类型——“知识型”。第一种是文艺复兴时期（14—16 世纪）的知识型，其特点是以相似关系为组织知识的原则。词与物之间，即记号与所标志的东西之间是一种相似关系。词、记号没有独立性，人们通过词、记号去认识事物。这使人们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了解相同事物范围内，也就是混沌、笼统地认识事物。第二种是古典时期（17—18 世纪）的知识型。这时的知识从笼统的认识转为分析、分类的认识。人们已发现词与物之间、记号与所标志东西之间有不相符合，于是人们用不同的词表示不同的物，并将它们进行区分、归类。但这种分类只是对事物现象所作的分类，词、记号仅仅是现象的表征。这个时期的博物学是以人为分类系统去对动植物作出区分，经济学是以货币、价格、价值、流通、市场为分析财富的依据，这都是现象分析的典型。第三种是现代时期（19 世纪以来）的知识型。这时的知识从现象分析的认识转到本质、根源的考察。语言学不仅研究名词所代表的物，而且探讨语言的来龙去脉。生物学不再只作人为的分类，而是去探究生物背后的生命本质、生物的有机构成，经济学也不再静止地分析经济现象，而是去寻找价值的来源、资本的历史运动。在所有这些知识类型中，认识的方式决定了知识的类型，知识决定了社会的形式，社会形式决定了人。因此，人在知识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中没有什么作用。即使在现代，人的问题提出来，也并不能改变人的被决定地位，因为“人” 的概念只是抽象化、一般化的虚构物，“人是什么”是个并未解决的问题。

福柯并不认为他所说的“知识型”就是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语言深层结构，他甚至否认自己使用了结构式分析方法及结构主义的概念和词语。他的“知识型”范畴类似科学哲学历史主义代表库恩的“范式”概念，主要指一定文化时期各学科所遵循的一般方式。他不赞成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元说，认为在语言、言语形式结构之外还有话语所表示的对象自身的秩序，这种秩序决定了话语符号的组成方式。福柯的这种见解，否定了结构的至上性和唯一性。尽管他在反主体、反历史主义等方面具有典型结构主义的特点，但他对结构语言学的批评，使他成为结构主义向解构思潮演化的中间人物。

与福柯同时，另一些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学者，直接反过来批判结构主义理论和结构观点，并且明确提出要取消结构，这就是后期结构主义中的解构思潮。这一思潮的出现，不仅使结构主义迅速走向设落，而且破坏了西方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种观念，成为后结构主义的集中代表。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是：既然结构主义否定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否定现代哲学中以人为中心，否定结构之外任何对象的终极意义；那么，某种结构本身也没有终极意义，一切都没有终极意义。解构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巴尔特和德立达。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哲学家兼文学批评家，在法兰西学院主持符号学讲座。他曾支持萨特存在主义的观点，后来转向结构主义。在用结构观点研究文学的时候，他又批判了结构主义。由于他提倡分析

文本（文学作品的原文）时要取消结构，他被称为“文本批判论者”。他的主要著作有：《写作的零度》、《论拉辛》、《批评与真实》、《作者已死》、《文本的欢悦》等。

“无意识的原型的结构之外”，是巴尔特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时，提出一个文学“零度”的概念，意即文学作品中词与词之间有一个封闭而沉默的零度空间。他认为，作者创作的无意识原型并不在作品内容中的人物描写，也不在语言形式结构中，而是在人物形象、语言结构之外的这个沉默空间里。因而文学作品应去掉华丽的修辞和不必要的结构，去掉传统作品中那种现实主义的人物描写和作品构造。叙述时间可以颠倒先后，叙述空间也可以混淆真幻。现代主义的新小说派、荒诞派作品就是这种无结构创作的典型。

理解无结构作品主要通过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发展作品文本，即在阅读中进行创造。巴尔特认为，文学本文（作品的原文）既有供读者被动接受的“阅读性”成分，又有需要读者积极参与的“创造性”成分。传统的经典文本，如巴尔扎克的《萨拉森》，绝大部分是阅读性的；而现代派文本则大部分是创造性的。创造性文本给予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的空间，使之领略到写作、创造的乐趣。

关于如何评论一部作品，巴尔特也主张一种无结构方法。他认为，应把作品放在语言的上下文中去理解，而不要放到作品中的事件关系或思想关系中去理解。完全不必去寻找作品中的静止结构和意义，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不变的结构和意义。当人们阅读一部作品时，第二次与第一次的理解不同，说明了结构是随着阅读的进行而变动的。试图去找出一种结构和意义只能限制住对文本的理解。人们所需的是一种渐进方法，即在阅读中“不是把文本的各部分集中装配起来，而是使文本像星星那样散布开来”，读到何处就是何处，不必去追求全文统一的意义。这既是保持和尊重作品原文的多义性事实，也是发挥文学评论的创造性功能。

可以看出，巴尔特虽然并未否定结构的存在，但已不承认结构的不变性和绝对性，甚至认为现代派文学作品就是无结构的，是多义的。这种作品可以发挥读者和评论者的创造性，参与写作。“结构”在巴尔特这里软化了、动摇了。比巴尔特更为彻底地提出要破坏、解开结构的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教授德立达。

雅克·德立达（1930—），法国犹太人。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教授。70 年代后一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主要著作有：《论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

《散播》、《哲学的边缘》、《立场》等。

德立达从文字同语言的结构的关系入手展开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以语言中心论为传统，强调口语的首要地位，文字书写被认为是次要的、派生的、间接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在场”与“不在场”的等级关系。即，口语是在场的、显要的、自然的，文字书写是不在场的、隐在的、人造的。这种传统在索绪尔理论中就成为能指

（有声意象）和所指（概念抽象）的二元对立。能指优于所指，所指是能指的派生和表达。德立达认为，这种等级制，是由于过分强调二元对立间的整体性结构造成的，应当破除这种固有观念，看到整体内的差异

和非二元性。

德立达指出，在语言和文字书写之间、能指和所指之间，原来那种语言中心观念可以颠倒过来，即文字书写也可以优于语言，所指也可以先于能指。因为根据索绪尔语言学中的差异原则，符号的意义存在于同其他符号的差异之中，那么，文字书写的意义存在于同语言的差异中，语言的意义亦存在于同文字书写的差异中；所指差异于能指，能指亦差异于所指。这种双重关系，使文字书写也优于语言，所指也优于能指，文字书写自有优于语言之处，所指和能指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它们的意义在差异的变动中不断改变着。

德立达进而指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任何在场的东西都不过是不在场的痕迹，在场与不在场相互“分延”，没有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分延”是德立达用来表述区别、推延、散播含义的一个词。他为了说明在场物与不在场物之间的非整体性、非绝对性、非对立性关系，赋予这个词特定的含义。他想说明的是，不存在直接在场的东西，即不存在终极意义的东西。在场物作为不在场物的痕迹，它是不确定的，处在变动中的，即“分延”着。在场也就是不在场，因为它是被不在场分延的结果。那么，所有被人们赋予了在场意义的东西就都没有了绝对性，语言中心地位不能成立，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逻各斯中心观念不能成立。同样，结构整体性的意义也不是绝对的、终极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结构是未完成的、开放的、流动的、可增补的运动，它没有固有的确定性和封闭性，也没有中心和统一性。

与“分延”概念相应，德立达还提出一个“增补”概念，用来破除二元结构关系。“增补”的含义是使对象完全而追加的东西，也就是对原来不完全的事物作增加和补充。德立达认为，卢梭曾经说教育是对自然的一种增补，那么应当理解，这是因为自然本身有缺陷，需要教育；教育在这里不是一种无奈中的补救，而是自然的必要前提。同样，语言被造出来用于说话、书写被造出来增补语言，都是因为说话离不开语言，语言离不开文字书写；语言是说话的条件，文字书写是语言的条件。增补表明了语言与说话之间、文字书写与语言之间的亦此亦彼关系，表明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增补关系说明了，在二元之中没有哪一个是为主的，另一个是为辅的，在场物需要不在场物作为条件，同时也是不在场物的条件，不能说在场的是本原的、绝对的，不在场的是派生的、相对的。德立达认为，传统哲学一向用那种在二元对立中确认某一方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导致了许多错误的见解，如把哲学与文学对立起来，把教育与自然对立起来，把文字书写与语言对立起来，等等。而从增补角度来看，哲学是文学的增补，文学亦是哲学的增补，彼此有共同特性，哲学也是一种文学，文学也是一种哲学。审视以往的一切对立观点，都可以发现其实都非对立的，也非主次的关系。

德立达确实以他的相对性、不确定性消解了结构主义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结构，表现出一种大胆的颠覆破坏精神。为此，有人认为解构思潮只是批判了原有的东西，没有提出可替代的新思维方式。从德立达自己来讲，他确实不想提出取代旧形而上学的新形而上学。他尽量避免建立新的范畴体系，并常常使用双关语和不确定的表述，在多重含义上表达一个观点。尽管如此，他还是表达了一种思维方式，即提倡

以多重的、不稳定的、扩张的开放结构去理解问题。这与当代世界哲学中多元化、民主化的趋向相一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解构思潮在破坏旧思维方式的同时向人们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