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论

列斐伏尔（1901—），法国加斯科尼人，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 年代，在法国文艺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

1928 年，参与创办了《马克思主义杂志》，次年加入法国共产党。30 年代，他开始在大学任教，并与法共的思想路线发生分歧。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积极反对希特勒的独裁主义，被迫离开大学教授职位。战后，他历任杜卢斯法国广播电台主任、国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巴黎大学农泰尔学院社会学教授等职，1973 年退休。50 年代起，他反对斯大林主义，致力于创立适合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激进的社会政治理论。由于他一直反对法共路线，1958 年被开除党籍，但他并没有放弃理论研究。1968 年“五月风暴”中的学生领袖正是他的学生，他所在的农泰尔学院也是这次学潮的发源地。这一切使人们注意到他的理论，他被提到与萨特并列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他的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总结和其它》、

《马克思，哲学》、《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论国家》等。

列斐伏尔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尤其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评价中，成为使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的思想代表。同时，他以“异化”概念为基础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他将存在主义与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认为，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历着危机，它被官方化、教条主义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列宁的物质定义把唯物主义看成了一种公设，而斯大林则进一步把唯物主义当作一个完成了的体系限定下来，这种公设和限定使“意识落后于物质”、“认识只是现实的拷贝”这种简单公式成为不可超越的规定，把对物质这个未知数的探讨、对意识、认识的探讨都排除在外，人从马克思主义中消失了。列斐伏尔认为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精神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自始至终贯穿在事物中等待人类去发现的东西。如果说辩证法有其客观性基础的话，那也只是在实践之中，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而人的实践活动，以主体能动性为特征。因此，无主体的客体同无客体的主体一样，没有意义。自然界已成为人类的自然界，它以人为中心，存在于人类之中，成了一个世界，一种有组织的尝试，列斐伏尔由此证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应当成为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把物质或精神何者在先当作基本问题。

没有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列斐伏

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他认为，真正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不过是马克思得出的一些概念，马克思并没有用这些概念去构造一个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后人在理解时强加给马克思著作的东西，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属于马克思的玄学语言和推论的推论。他认为，属于马克思的思想，只有关于经济的学说，没有政治理论。关于国家，马克思也只有一些指示而没有真正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在经济学方面是科学的，在政治学方面则是唯意志的。因此，后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单一的一种理解，而是多种多样的。中苏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不是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分裂，而是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同样，除了中国式的、苏联式的，还有意大利式的、法国式的等等。它们彼此之间都是并列的，没有哪一种是唯一正统的，而是各有存在的条件和理由。

异化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酵素，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问题。列斐伏尔以这样的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异化是永恒的哲学问题之一，人们从古代社会个人占有制出现便开始了对异化问题的探索，这种探索到黑格尔达到完善的形式。黑格尔以理念的异化作为存在的、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的根本条件和绝对基础。马克思继续了黑格尔的努力，但解决了原有的矛盾、粉碎了黑格尔的体系，保留了合理成分。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于颠倒了黑格尔观点，不是把异化理解为矛盾的基础和条件，而是把异化规定为人自身的矛盾及其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且，肯定了异化的无所不在及多样性表现。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肯定社会主义将消灭异化，而是认为异化将以种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和重新产生。为此，现代马克思主义应当发展马克思未及全面展开的异化理论，研究现实中的异化现象，提出解决的办法。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日常生活及其异化特殊形式是哲学的主要对象。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是比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更为基本的社会层面。只有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发生革命危机时，生活中的一切才集中到政治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把日常生活隐蔽了起来。然而，革命危机的发生实际上恰恰是由日常生活所引起的。革命发生以后，夺取政权的需要把具体生活的改造抛在了脑后。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由于继续执行革命中对政治的需要，因而把国家政权看得异常重要，以为是国家在支撑着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结构，结果导致了集权化统治，社会主义仅仅成了工具。事实上，日常生活才是政治的原因，是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基础。只有从对日常生活的认识中才能找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办法，即对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日常生活的主要问题仍是人的异化，但比马克思的描绘复杂得多。人们“快乐地”生活着却并没有实现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 20 世纪的技术客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普遍性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而造成的。高科技所催出的物质条件，在使人们生活于消费之中的同时，也使人们安于本份，循规蹈矩，失去了对自由的要求和追求自由的能力。高科技的大众传播工具严密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处在被信号、影象的包围、同化之中，日常生活由此而被国家和官僚政治一体化。工人阶级在意识上被瓦解了。被消费社会和大众传播工具夺去了阶级目的、阶级目标和

阶级意识，成了无主体意识的消费者。列斐伏尔认为，要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从政治制度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改造开始，建立自发的自治机制，从日常生活到国家重新组织社会。这种自治国家，以群众自治原则为政权依据，属于消亡中的国家形式。这种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战略中的重要组成，也是改变现实生活的实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