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第三代新儒家”

“第三代”这个概念，是指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从事儒学复兴运动的现代新儒家中的第三批学者。第一代的主要代表是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祖国大陆学者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人。主要著作出版于 50 年代以后的熊十力，也被认为属于这一代学者。第二代的主要代表

指 50 年代至 70 年代活跃于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钱穆等人，他们大部分是第一代人的学生。第三代则指第二代人的学生、80 年代以后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海外学人，主要代表是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人。如果说，第二代新儒家还主要是沿着第一代在“五四”中西之争中文化保守主义发展自己的思想，那么，第三代新儒家则主要是站在科学与民主已开始在中国扎根的背景下，带着强烈的时代忧患意识

①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 89 页。

来阐发他们的思想的。这使他们对儒学的理解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第一，提出儒学是哲学的人学。在儒学的“传法统系”上，第三代

接受了第二代的观点，认为是自孔子而子思、孟子，再宋明儒。但是，他们不认为这一统系的中心课题是一般的心学，也不赞同习惯看法是性理学，而是认为是哲学的人类学。杜维明指出：“哲学的人类学，是儒学集中在人的问题对人的反思所提出来的一套仁学。仁有两个意思：仁爱的‘仁’，和人禽之辨的人，这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可以互相解析的。仁者，人也。”①他认为，这个仁学并不只包括人心，而是包括了广泛的内容，如认知方式、美感经验、宗教体验等，可以分为身、心、灵、神四个层次。即在儒家看来，一个人要通过他个人身体的锻炼、心知的磨炼、灵觉的培养，直至神灵的净化，来完成他的人格发展历程。这个过程绝不仅仅是陆王心学所言的“易简功夫”。由于这个过程和社会群体、和自然、和天道是结合在一起的，就需要从各个方面得到训练。也就是说，儒家所说的人格修养，重视现实，有一种忧患不安之情；重视社会，主张“克己复礼”，在完成自己人格过程中也完成他人的人格；重视历史发展，忧心于礼崩乐坏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重视社会完整性，倡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倡导的人格，是以不忍之情通过自己人格的发展使社会大众走向安定和平的社会，也就是《论语》里曾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杜维明认为，这种人文精神在传统中国培育了农民的坚毅性格和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品质，对当代人仍有着积极意义。

第二，强调儒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伦理价值。对儒学的伦理性质及其社会作用，第三代与第二代持相同看法，即肯定建立道德形上学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不赞同建立道德宗教。第二，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明确提出孔子是教主；儒学是宗教，肯定儒教和培养新的宗教精神，有助于儒家道德的振兴。第三代儒家如杜维明、刘述先等，则提倡儒家道德与当代工业文明相结合。他们根据二次大战后日本、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迅速发展，认为它们既非资本主义模式也非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的特点。并且随着它们的成功，其发展方式正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因此，儒家哲学与世界现代化有密切关系，当代人的“全球意识”、天下一家的观念，和儒学的天地万物一体思想是一致的。儒学要有新发展，就必须对现代社会的需要作出创建性的回应，对西方各种思想作出回应。如，与西方基督教对话，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与弗洛伊德心理学对话，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方法、新思想，由此建立起儒家伦理的哲学人类学。

第三，重新理解“五四”以来西化派与保守派的对立。第三代新儒家要发展现代新儒学的思想，要找到儒学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就必须面对“五四”以来儒学没落的现实，回答西化论与保守派争论不休的问题。他们同意第二代新儒家反对把传统说得一无是处的观点，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们的极端立场，认为胡适等“以全盘西化的极端态度来对抗狭隘的国粹主义，不仅没有达到自的，反而助长了义和团心理的发展。

① 杜维明：《儒家哲学与现代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98 页。

全盘西化及义和团心理的互相激荡，导致媚外与仇外两种态度反应，结果对西方文化造成了免疫性和过敏性同时并存的矛盾现象。”① 可以看出，虽然第三代也反对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但在分析问题时，不像他们的师辈那样夹带着怨愤情绪，更多的是从效果上进行冷静分析。因此，他们不像第二代那样激烈抨击新文化运动，而是认为：“西化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的迎头痛击虽是今天儒门淡泊的原因之一，但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并不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确实，假借孔孟之名而行复辟之实的军阀和政客才是使儒家遭受奚落的罪人。”②相反，“严格地说，胡适和鲁迅都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因为他们虽宣传引进西方文化的必要，却并不鄙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在发掘文物、解释历史等方面还有着显著贡献，因而，他们对儒家传统的学术批判，“其结果对孔孟之道的精义不无■清的积极作用”①。应当说，这样的分析与认识，是客观的、是尊重历史的。

第三代新儒家尚在发展之中，还没有提出关于儒学的某种理论模式和哲学体系，但是其代表们立足于现实，着重思考中国在探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方面的挫折与教训，思考儒学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其思想的开放、其视野的开阔，已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尤其引起了汉语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①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 2 期第 108 页。

② 同上书，第 104 页。

①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 2 期第 10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