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语言哲学的新发展

60 年代以来,整个西方哲学进入多元化时期,美国哲学界也出现了

多种哲学流派并存的局面。这必然影响到分析哲学,虽然美国有大约 70

%的哲学家仍持分析哲学观点,但支派纷呈,观点各异,甚至一些年轻的分析哲学家开始脱离原来的观点转而攻击分析哲学。从分析哲学,尤

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近二十多年的情况是越来越向语言逻辑的纵深开掘,出现了种种关于语言、逻辑的新模式和新见解。其中, 戴维森的真理论的意义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克里普克对模态逻辑语义学的研究、罗蒂对分析哲学的批判等,是一些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思想。同期的著名哲学家还有: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的塞尔,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成员福多尔、卡茨,与克里普克观点相近的普特南、唐纳兰,以及欣梯卡、路易斯,等等。

唐纳德·赫伯特·戴维森(1917— )是美国 60 年代成名的语言哲学家,他提出的真理论的意义论被美国哲学界称为“戴维森纲领”。他对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发展,在精神哲学领域提出的身心“变异一元论”,即心理、物理同一论的观点,也都产生过较大影响。他的主要论著有:《论行动和事件》论文集、《对真理和解释的探讨》、《语法的逻辑》等。

真理论的意义论是戴维森最主要的思想。这一理论继承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语句意义与真值问题上的传统观点,尤其是华沙学派塔尔斯基的语义学真理论。塔尔斯基的观点是:一个语句的真实性在于它与现实的一致或符合。他用一个对象语言(谈论事物性质和关系的语言)与元语言(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的等式来表示,即“公式 T”:(T)X 是真的,当且仅当 P。“P”可以是任何一个对象语言的语句,如“雪是白色的”;“X”是对 P 的句子结构的描述,那么(T)就例如:“雪是白色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色的。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雪是白色的”这句话的真实性,在于它在对象语言中得到了满足。也就是说, 我们通常用“雪是白色的”这个对象语言的语句来表示对雪的颜色的感受,那么这句话在元语言描述中就是真的。在这里,塔尔斯基是用公式 T 来表示运用一种语言给真理下定义所需的条件,只要满足了定义的语言形式,就能作出真理的准确定义,因而真理定义取决于对象语言。

戴维森在塔尔斯基上述语言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语言意义论。他根据塔尔斯基的公式 T 来说明真理同意义的密切关系、真理论与意义论的密切关系,进而提出了意义论的任务。他认为,意义论的任务不是改造对象语言,而是描述和理解对象语言,为具体的对象语言的语句作出语义解释,使人们知道如何正确掌握这种语言。他提出,一种恰当的意义理论必须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必须给出对象语言中所有句子的意义,因为一个句子只有在整个语言背景中才有意义。要给出任何一个句子的意义,就必须先给出所有句子的意义。第二,必须表明对象语言中的语句按怎样的规则组合而成。第三,必须提出意义理论关于对象语言意义的证明。第四,意义理论本身必须是可以由经验检验的。根据这四个条件,戴维森把公式 T 改写为:(T)S 是真的,当且仅当 P。并提出这是任何一种意义理论必须蕴涵的公式。其中,“P”不单纯是 S 的代换, 而是对时间、语境中的 S 的翻译;“S”是对一个句子结构的描述。戴维森的公式 T 给出了语言成为有意义的直接因素,即组成一个语句的成分的语义属性和这个句子的独立结构。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一个语句的意义,因而正确使用一种语言必须具备这种语言在这两方面的知识。

戴维森的意义论强调了经验对语言的作用。经验是保证语言意义准确性的条件,因而也是保证理论真理性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他和塔尔

斯基完全一致,因而也被批评者称为符合论,即把语句的真实和意义理解为某些事实的作用。戴维森与塔尔斯基的不同在于,他提出了真理论的恰当性,并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对于语句的意义,他提出了每个语句的内容随说话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要达到语句的准确性,就必须懂得语句本身的组成结构以及语言语境的整体知识。戴维斯的独特见解受到分析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意义理论中的一个纲领。

阿夫兰·诺姆·乔姆斯基(1928— )是“转换生成语法”及其学派的创始人,美国著名的语言哲学家。他的研究被称作是语言科学中的一次革命。他还写过许多政治评论性著作,对美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有一整套看法,并在 60 年代末的美国学生运动中产生过影响。他在语言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句法研究》、《当前语言学理论中的争端》、《生成语法的语义学研究》、《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语言论》等。

乔姆斯基的理论源于结构语言学,即沿着结构语言学开创的语法结构分析的方向对语言进行探讨。但是他的理论不属于结构语言学而属于分析哲学,这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语言能力不同于语言行为,语言行为不是语言能力的直接表现,语言能力具有天赋性和内在性特点,因而使语言具有创造性和生成性。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包括下述几点:

第一,生成语法指的是一种清楚明确的语句结构规则系统。每一个说某种语言的人都掌握一种生成语法,这种语法表现出他对这种语言的认识。这种认识大部分表现为一些心理过程,人们不一定意识到这个系统中的规则,对这种语法的直觉使用也不一定是准确的,但人们能够运用它使他人理解自己的语言,这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固有能力。

第二,生成语法包括三部分——句法、语义和语音。语义和语音在语句结构的反复生成中不起作用,语义只对句法所生成的结构语句进行语义解释;语音只对句法生成的结构用表达符号进行语音解释。

第三,句法部分由基础和转换部分组成。基础又由范畴部分和词汇表组成,即短语系列和词汇系列。转换部分是一系列转换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可以对词汇系列进行分析并使其产生结构上的变化,从而生成种种语句。

第四,语句可分解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由基础生成, 表层结构由转换部分把深层结构转换而来。深层结构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解释,表层结构则进入语音部分获得语音解释。语法的作用就是把语义解释和语音解释联系起来,揭示语句的规律。深层结构是抽象的句法模式,不能直接被感知,需要依靠间接材料表现为表层结构才能被感知;表层结构可以直接被感知。各民族语言有不同的表层结构,但有共同的深层结构,因而语言可以翻译。翻译过程是把一种民族语言从表层结构转换到深层结构,在深层结构上找到与另一种民族语言的相同处, 再把另一种语言从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

乔姆斯基依据上述理论及一系列规则,运用数理逻辑的推导方法, 成功地从有限的语言材料推出无限多种语句来,从而证明了他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正确性,使这一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并在哲学之外的计算机语言、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通讯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被认为是开创了语言学的新时期。

索尔·克里普克(1941— )是模态逻辑语义学创始人之一,美国 70 年代后成名的分析哲学家。他从研究模态逻辑入手,进而研究模态逻辑的语义分析,提出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同时,对蒯因之前的运用谓词逻辑提出的语言分析理论作了尖锐的批判。他的主要论著有:《同一性和必然性》、《命名和必然性》、《真理论概要》、《说话者的指称和语义学的指称》、《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等。

名字和指称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一直由弗莱格和罗素所提出的“摹状词理论”居主导地位。 70 年代,克里普克等人主张“历史的因果理论”,与摹状词理论公开论战,并取得了胜利。名字包括专名和通名,专名指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通名指普通名词,如桌子、树木。每个名字都有内涵与处延,也就是含义与指称,内涵决定外延,含义决定指称。按摹状词理论,专名包含着一组摹状词, 每一个摹状词代表被命名者的某一方面属性。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包含着“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形而上学》一书的作者”等摹状词表示的属性。通名也是如此。克里普克对此提出了质疑:摹状词所表示的含义对一个专名或一个通名来讲并不具有必然性,只表达某种偶然属性。例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等摹状词所表述的属性并非“亚里士多德”一词的同义词,也非亚里士多德必然所有。因此,专名与摹状词根本不同,专名是固定记号,摹状词则是偶然记号,通名也是固定记号,表示通名属性的词所表述的是必然属性。必然属性不同于通名所指称的先天属性,而是可以由科学研究后天去发现的,是经验的。那么,专名和通名又是怎样去指称特定对象的呢?克里普克认为是借助某些与这个名字有关的历史事实去指称的,这就是他的“命名的因果——历史理论”。一个人得到一个名字,并不是由于他具有这个名字所含意义的特性,而是由于他出生后被他父母取了这个名字,其他人知道后也用这个名字称呼他。通过各个人的血缘关系和一定的命名活动,人们获得各自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条被指称物与社会成员间的传递链条,被指称物的专名沿着链条一环环传递,链条另一端的人们用专名去指称被指称物,而不必知道被指称物的种种特性。克里普克认为,重要的不是名字的说出者如何考虑他对名字的理解,而是这条实际的传递链条的建立,它是在历史中建立起来的。通名的命名也是如此,最初通过实物或动作来表示名字所指的对象,人们知道后也都沿用了这种名字去指称。

克里普克的观点对分析哲学的传统定见所提出的尖锐挑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通过命名理论所表述的历史的、常识的观点,令分析哲学家们耳目一新,但他的这些新观点,如关于通名的形成问题,尚待更充分的论证与研究。

理查德·麦凯·罗蒂(1931—)也是 70 年代成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他早年对分析哲学兴趣不大,后来因读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又受到蒯因等人的影响,于 60 年代转向分析哲学研究。70 年代以后,他对分析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些传统提出了全面质疑。他的主要论著有:《语言学的转向》、《哲学和自然的镜子》、《实用主义的结论》等。

罗蒂认为,源于希腊哲学又经笛卡儿、洛克、康德直至当代分析哲

学与现象学的西方哲学传统,始终是一种基础主义,即把哲学研究的问题看成是根本的、先验的,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柏拉图把哲学看成是关于表象的一般理论;笛卡儿进一步把表象看成是外界实在的内部反映; 康德再进一步认为哲学是科学、艺术、道德、宗教的基础;到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仍未摆脱表象概念的主题。分析哲学从语言分析去研究精确表象,现象学则从本质还原去研究表象。这一传统实际上并无万古不变性,传统哲学所希望为人们提供的永恒牢固的知识的基础,实际上并不存在,没有适合一切时代人类知识的合理而客观的普遍标准。罗蒂认为, 西方哲学传统之所以如此,与西方文化中的视觉思维习惯有关。这种文化特征导致了哲学上的反映论传统。然而以一种感觉方式作为其他感觉方式的基础是没有道理的,它在哲学上必然带来偏见。这种视觉思维特征的文化及其哲学传统在 20 世纪已经受到严重挑战。

罗蒂认为,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人们提供不同的范式,而各个时期的哲学范式不过是那个时期与社会心理和思潮相关的一种约定。哲学是人类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中进行对话的一种声音,而不是对本质的精确表象的研究。罗蒂认为,20 世纪已不是一个需要以哲学理性去抗衡宗教迷信的时代了,文化的世俗化与宗教相比已完全占优势,以精确化、严格化去发现思想与世界一致性的哲学的传统功能正在丧失,正统哲学主张已越来越显得荒谬,如同 17 世纪以后人们对经院哲学命题的讥笑一样。新的哲学应当摆脱传统的问题及其研究方式,转换成另一种哲学活动方式,以一种新型的、有情趣的理智生活和对话方式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

可以看出,逻辑实证主义自蒯因以后,遭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许多哲学家的批判,在衰退中出现了新的语言哲学。这些哲学家几乎都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的,他们也都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 60 年代以后的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也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继续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多少是由于分析哲学另外两个学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