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十年 “不可思议之年”

1818 年 3 月 12 日，雪莱、玛丽和克莱尔以及孩子们离开英国，四月抵意大利。这是雪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英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返回祖国，长期定居在意大利，直到不幸去世。

意大利阳光明媚，气候宜人。雪莱从气候阴冷潮湿的英国来到这里，他顿时感到心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古罗马文化艺术的遗迹，激发起诗人的生活热情和创作灵感。他抚今追昔，文思泉涌。他完成了长诗《罗萨琳与海伦》，翻译了柏拉图的《会饮篇》，并开始构思长篇杰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清新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伟大辉煌的人类文明成就，使他摆脱了过去的阴影。

在《罗萨琳与海伦》中，雪莱塑造了一个为人民事业而献身的男主人公里昂内尔的英雄形象。他满腔热情的役入革命，要将人类从过往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却被反动派以亵渎神明的罪名将其囚禁。他在单独囚禁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与心爱的女人海伦天各一方。最后，他们终于重逢，在星座下举行了婚礼。诗人自身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经历和感受，在诗中被放逐的两个女子海伦和罗萨琳的命运中，得到了部分表现。

1818 年，雪莱还写了另一首叙事长诗《朱利安和马达洛》。诗中的马达洛暗指拜伦，朱利安则隐喻雪莱自己。那是在他和拜伦的一次长谈之后。雪莱启程赴意大利前，就曾通知拜伦说，他的女儿要到意大利来；拜伦复信表示愿意担负起教育女儿的责任，但无论如何却不愿意见到克莱尔，并且暗示， 只要克莱尔去哪里，他就从那里立刻逃开。不过，他对克莱尔的绝情并没有影响他与雪莱的友谊。他邀请雪莱乘舟到达利多群岛在海边的沙滩上策马驰骋。接着他们又泛舟泻湖。他为雪莱所受到的迫害大呜不平。他激昂地对雪莱说：“如果当时我在英国的话，哪怕闹得天翻地覆，我也一定要他们把孩子交还给你。”他们随后讨论起人类的本性。拜伦认为人类本性是凶恶的， “世界上的人相互仇恨⋯⋯如果有谁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东西，谁就是个空想家。”雪莱则认为人的意志能够创造美德，他相信：“即使心肠恶毒是天性所致，那也并不足以说明它是不可战胜的。”但拜伦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指着远处小岛上的一口黑色大钟说：“良心就是召唤我们注重美德的一口钟⋯⋯我们就象这些疯子一样，不知其所以地顺从于这种召唤。然后， 夕阳西下，钟声止息，于是死亡便来临了。”接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感伤地说道：“我们拜伦家的人，都是年纪轻轻的就夭折了。我也会这样的⋯⋯”谈话结束后，雪莱回到家中，想起与拜伦的辩论，不胜感慨，挥笔写下了这首题为《朱利安和马达洛》的叙事长诗。

该诗记述了两位诗人对威尼斯附近一座疯人院所作的一次访问。疯人院中那些被镣铐拘禁的人们的不幸境遇使他们深受触动。在诗中，代表雪莱的朱利安说服隐喻拜伦的马达洛，劝他不要悲观绝望，要乐观向上，因为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未来大有希望。

诗中的朱利安有一颗“象能被水滴滴穿的砂石一样，能被陌生人眼泪滴穿的心”，他“能为他人听不到的灾难而痛苦呻吟”；然而，在现实中，雪

莱却接二连三地受到不幸和灾难的打击。这年九月，小女克拉拉生病死去。第二年六月，儿子威廉又患上了急性赤痢。雪莱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日夜守护在孩子身边。但慈祥的父爱并没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他有一副无比宽大博爱的胸怀，但无人能为他分担不幸和痛苦。他只能将此全部倾注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之中。1819 年是雪莱创作生涯中收获最丰的一年，有人称之为“不可思议之年”。这时他和玛丽及克莱尔已经移居罗马。在一个位于万山丛中的古浴场遗址中，他顺利地完成了四幕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写作和诗剧《钦契》。这一年，他还写下了大量抒情诗歌， 如《致英国人之歌》、《一八一九年的英格兰》、《暴政的假面游行》、《西风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