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思想变成行动

当时，路德派运动正在全英国蔓延，而爱尔兰也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雪莱决心投身于革命运动，以行动关心帮助贫苦的人民。1812 年 2 月，他同哈丽艾特及伊莱扎一起动身前往都柏林，支援爱尔兰人民的独立运动。

在都柏林，他发表了一份《告爱尔兰人民书》，并将它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他同哈丽艾特一道，有时分头将传单递到街上行人的手中，有时则在阳台上向下面的人群抛撒。他还到都柏林剧院和天主教徒集会的地方进行演讲，并同时发表了一份政治文章《权利宣言》。他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宣称：“我写此文的目的不仅出自解放天主教徒的观点，而且是为了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他号召人民起来争取独立，打破英国人的桎梏；同时道德从善，首先自己解放自己。他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争取本民族自己的权利。雪莱崇信仁爱、正义和善良。因此，即使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他并不象拜伦那样顺从激情，主张以暴抗暴，以恶抗恶，而是希望循理性和道德的途径实现斗争的目的。

然而，道德永远只是善良者的人生准则和美好愿望；对统治者而言，道德是其手中的工具和奴隶。他们自己从无道德可言，也决不会以道德的手段来对付人民。他们唆使愚昧的人们对雪莱的演讲大喝倒彩；内政大臣亲自布置当地警察局搜集雪莱的材料，同时还派专门的暗探对雪莱予以监督跟踪。好几次，雪莱都是持着手枪才得以脱身。在都柏林的处境日趋危险，而仅仅靠一腔正义的激情和两片智慧的嘴唇亦难以唤起和统合一团散沙的人民。在朋友们的一再催促下，雪莱和哈丽艾特等在 1812 年 4 月 4 日离开了都柏林。

这是雪莱单枪匹马地以个人的行动声援和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在这之前和之后，雪莱一再以他独有的个性和方式参与现实政治，表达了他的思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这种独特的个性和方式就是，他通常将自己深思熟虑（就他个人而言）获得的思考结论，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将它变成为人们所易于辩认和接受的铅字文件，向社会广为散发和传播。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文字的手段宣传革命的理论和思想，他急于向社会表达并要求全社会接受他的思想和信念。例如，早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 他就将宣传无神论的文章铅印成册，寄送给有关人士；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四处奔波，与英国进步作家利·亨特及拜伦积极酝酿筹划办一份传播革命舆论的报纸；即使在他 1812 年亲赴爱尔兰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即与人民的自由解放斗争第一次有力地结合时，他乐此不疲的仍然是宣传的手段：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并没有真正与人民运动本身发生实际的接触和结合，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

这一不同也许正是他与拜伦在如何将自身的信念与民众斗争结合的处理方式上的最大分别。拜伦同样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爱憎分明的立场。行动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诗歌灵感的最大源泉。他发表政治演说，对现实重大政治斗争事件及时作出反应。与雪莱相比，他的诗歌的政论色彩和时评性质更为强烈。从某种程度上看，雪莱似乎对现实政治和思想信念在文字上的分界是明确而清晰的，因此分别见诸于他的不同的文字体裁和形式。例如，他的诗歌理论是以《诗辩》专论形式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则以诸如《无神论的必然性》、《告爱尔兰人民书》、《驳自然无神论》的政论文章出现；他对人类理想、未来社会图景的憧憬则以《西风颂》、《云》等抒情诗的形式表达。

拜伦则不然。诗歌几乎成了他表达政治观点、抒发自我情感、阐述思想立场和回顾人生历程的无所不包的形式。除了一些短小的赠别、悼亡、忆旧的抒情作品，他的诗歌大多将抒情、议论、叙事、描写熔为一体，因而其自我的色彩和现实的意义更为强烈突出。诗歌成了记录他生活历程的媒体和影碟。他的心灵的激情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快慰和满足。所以他周游列国，考察各地的风情——即使没有被迫出走的外界压力，他也会这样做的。他追随着特瑞萨一家四处迁徙；他参加烧炭党人的实际斗争；最后他甚至放弃了那使他成名的诗歌创作，而全身心地投入希腊的独立革命。理想家的雪莱则是思考大于行动。他的心灵的翅膀不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拍击，而是在理想的未来上空翱翔。他倾心于有一个安静、宁馨、幽独的环境空间来安置他那时刻不停地憧憬和设计人类将来的思想。书斋或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更适于他那超凡绝尘的思维个性。他为了信念甘愿放弃一切，离开牛津大学或者离开伦敦都非他自己的本性使然。他一生中的好几次离国出走，好几次的先后与两个先为情人、后为妻子的女人私奔，都不是出于他追求行动、浪漫不羁的个性， 而是出自为他人着想、替对方解围的高尚品德。困于环境和社会的严重压力， 他生活在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自己的理想之中，因此，他的生活准则、行为方式常常就是履行自己的理想。对于他来说，人世的生活只是对自身理想的实践。如斯，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的诗歌便成为积极浪漫主义的呐喊和人类未来最美丽的图景，而他自身也就成为一个近于完美无缺的人性典范和理想楷模。

理解了上述这些方面，我们就能明白为何雪莱不象拜伦那般频繁地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就能明白他们诗歌的各自不同的特点，也就能理解何以拜伦的声名是那样显赫，为世人皆知；而雪莱却总是那样湮没无闻——在他生前，他的诗歌除了《钦契》和《麦布女王》外，卖出去的从未超过一百本。入世的激情和现实观点的表达，更易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而天才的睿智卓识，永远只能得到同时代少数人的欣赏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