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成名一朝弃

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游历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拜伦的创作热情，在 1813 年到 1815 年期间，拜伦接连写出了长篇叙事诗

《异教徒》（1813 年 5 月）、《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 年 12 月）、《海盗》（1814 年 1 月）、《莱拉》（1814 年 5 月）、《柯林斯的围攻》（1815 年 7 月）和《巴里西纳》（1815 年 9 月）。这六首叙事长诗总称为《东方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具有如下特点：他们遗世独立，孤傲不驯， 富于激情，敢于反抗却又阴郁孤独；为了个人的自由、幸福和爱情而强烈地进行反抗复仇。人们将他们称之为“拜伦式的英雄”。

那正是拜伦引领风骚的年代。每一部诗作出来，都引起英国社会的一阵新的狂热。各个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都在阅读他的诗作。他的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诗人。《异教徒》两年内重版十四次，《阿比多斯的新娘》两年内重版十次，而《海盗》出版的当天就卖出一万四千册。然而，时髦追求的永远只是新奇和浮华；浅薄的鉴赏力永远无法触摸到

真理和诗的精髓。而过度消费的结果是腻厌和反感。更何况，那深受抑压的嫉妒与怀疑，以及积蓄已久的仇恨与愤怒，早已虎视耽耽，引弓待发。

拜伦在议会中的两次反政府演说（第二次演说抨击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压迫和奴役政策）已经使他和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结怨甚深，难以释怀；而他从前的那些同情被奴役民族、批判专制暴政的诗歌以及《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透露出来的宗教怀疑倾向，早就使保守派疑窦丛生，格外警惕； 那首附在《海盗》第一版书末发表的《致一位哭泣的贵妇人》，更激怒了执政的全体托利党人。而当统治者及其传媒终于看清：从文学到政治，从生活到诗歌，拜伦几乎每时每刻、事事处处都在蓄意反叛传统、挑衅现实、批判统治阶级，煽动反抗激情时，他们更是恼羞成怒，磨刀霍霍。因此，当拜伦的妻子米尔班克提出与他分居时，仇恨和嫉妒的火山终于爆发，谩骂、诽谤、诅咒的灰屑铺天盖地地压在了他的头上。他在一夜之间被英国社会抛弃了。

1816 年 4 月 25 日，拜伦乘船离开英国，从此走上永远漂泊异国他乡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