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史实与虚构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它的内容有和史书相符的成分，也有和史实不符、虚构的成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概括为“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在他以后的《三国演义》研究者们，大都沿用或同意章氏这一说法，这个“七实三虚”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并非精确的统计数字，虚和实的关系不是互相游离，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错杂的，互相渗透，水乳交融的，而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历史小说和作为科学著作的史书有本质的不同。历史著作所写内容，应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最忌虚构，它运用精确的史料，严谨的逻辑，调动读者的理智去说服读者；而历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它“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它要调动读者的不仅是理智，而且有感情，它不仅要说服读者，更要感动读者，正因为如此，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就绝不能排除想象和虚构，不仅“虚”的部分和史书不符，就是“实”的部分也不是照录史书，而是经过了作者挑选和重新处理，灌注了作者的爱憎，改造成与史收或多或少不同的另外的东西了。

《三国演义》这种虚实错杂交融的写法，很容易使读者把史实与“小说家言”混淆。象桃园三结义、庞士元落凤坡丧命、周瑜嫉妒诸葛亮等等虚构情节，都曾被某些学者误认为实有其事，更不要说封建社会里根本读不到也读不懂史书的平民百姓了。

《三国演义》，同时也有可能从史书中了解和认识它与历史的区别，既获得艺术享受，又弄清历史的真相，两者可以兼得。

《三国演义》中的想象和虚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据史实而扩展，例如前面提到的桃园结义，史书没有记载，但却不能说没有来由。《三国志·关羽传》是这样写的：“先主（即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座，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张飞传》“（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恩若兄弟”、“兄事之”都说明刘、关、张关系之密切。作者根据上述记载，发展成为结义，主要是寄托他对于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想，并且在艺术上给故事增添传奇色彩。

再如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常以为实有其事。其实只有斩颜良见于史书，诛文丑则有虚构的成分。在历史著作中，只有“文丑”“被斩”的记载，而没有写明被谁所斩，大约是死于乱军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突出关羽的武勇，不但写了斩颜良，而且虚构了诛文丑。有斩颜良在前，把诛文丑的功劳归于关羽，这种想象和推演就显得自然顺利，完全被读者、听众所接受。这正合乎鲁迅所说“不必是曾有的真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这一文艺创作的规律。

这一类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第 37 回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刘备拜访诸葛亮的事，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在《三国演义》中这五个字扩展成为整整一回书。刘备和诸葛亮是作者心目的理想的圣君贤相的典型。在这回书里，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杰出的创造才能，描

写了刘备三访诸葛亮的细节，生动地塑造了刘备和诸葛亮的形象。刘备的屈己恭人，求贤若渴；诸葛亮的心怀天下，卓然不群，不仅给人深刻的印象，而且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超出“凡三往，乃见”的范围。

移植史实，结构新的情节。这类例子在《三国演义》中相当多，大都做得熨贴自然，无衣无缝。如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的故事，安史书记载原是刘备的事，《三国志·先主传》说，当时刘备做安喜县尉，督邮到县检查工作，刘备求见，督邮不予接待，刘备盛怒之下，直闯入内，把督邮推翻在地，打了二百棍，然后把他拴在马桩上，把县尉的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扬长而去。刘备这一行动与我们在《三国演义》中所见喜怒不形于色、仁义宽厚得的乎虚伪的刘备形象是何等不谐调；这种豪爽粗犷的举动，大快人心的作为移植在嫉恶如仇的张飞身上，却是十分贴切自然的。

再如著名的《草船借箭》的故事，按史书记载是孙权的事情，发生建安18 年孙权和曹操战于濡须的时候，这已经是赤璧之战以后了。《三国演义》把它移植以诸葛亮身上，穿插在全书最精彩的赤壁之战当中。赤壁之战的火攻计是黄盖建议的，但在《三国演义》中“发明权”却归了诸葛亮和周瑜，又从此生发出南屏借风等情节。所有这些大大丰富了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形象。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给诸葛亮很高的评价，但对于诸葛亮的用兵则指出“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形象是个集一切优点于一身的理想人物，和史书的记载是有出入的。

借事生发或完全虚构。吕布与貂蝉的故事，史书上只有一影子。《三国志·吕布传》说“（董）卓常使（吕）布守中门，布与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又《后汉书·董卓列传》：“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官名）孙瑞谋诛董卓⋯⋯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甚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到王允谋诛董卓的事迹，但献貂蝉、施美人计则于史无稽，只是“侍婢”和“少妻” 提供了一点影子。影子可以给人启发，但结构成曲折有致的情节，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则全凭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功夫。

《三国演义》的作者怎样运用史料，怎样发挥的丰富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功夫，是很值得思索玩味的。对于史料的选择弃取、改造和虚构都取决于主题的发挥，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换句话说，作者是史料的主宰，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创作的需要处理史料，而不是被史料牵着鼻子走的。明代学者高儒在《石川书志》中说罗贯中做《三国演义》是“据正史，采小说”，似乎他是以“正史”为依据，决定对小说（稗官野史、戏剧、平话）的弃取的。其实不然，史书《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则以蜀汉为正统，拥刘抑曹的倾向非常鲜明强烈，例如杀吕伯奢这件事，《魏书》、《世说新语》、《杂记》三本书所记得是三个样子。《三国演义》的作者偏偏选了对曹操最不利的《杂记》的说法。又如曹操征马超按史书记载，本来是曹操汀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在这一战役中，曹操的用兵确可以说“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魏书》语），但《三国演义》却突出曹操一次战斗中的失利，描写他割须断袍，大出他的洋相。反过来作者对于他的理想人物诸葛亮，态度却不同，例如前边说过的《草船借箭》本来是孙权的事情，而罗贯中把它移植到诸葛亮的头上。又如诸葛亮多次出兵伐魏，大多以失利告终，但《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却给人一种诸葛亮每次都获得胜利的印象。

这些和史书记载不相符合的虚构和想象，绝不是《三国演义》的缺点，而是它作为历史小说的长处，作为文学遗产，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和探索；而若要从《三国演义》中获取历史知识，分清虚实，辨明真伪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