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南京教案新探

万明

明万历末年的南京教案，作为基督教入华后第一次大规模中西文化冲突表象化的标志，载入史册。我们所熟悉的，是天主教与儒、佛的冲突，也即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导致了南京教案的发生。对此，应是没有疑义的，然而，除此以外，特定的时空关系，也向我们昭示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从史的发展角度而言，有必要追寻万历末年政局演变的脉络，将南京教案这一晚明重要政治事件，置于当时广阔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进行历史性考察。揭示政局与教案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至于对教案史事的考述，以 1930 年张维华先生主要根据中文史料所撰《南京教案始末》一文最为详尽，本文仅以南京教案亲历者、葡籍耶稣会士曾德昭的记录，与中文史料相互参证考察，作出简论，就教于学界。

一

明代万历年间，继唐、元代基督教两次传入中国之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从而导致了佛教以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与中西文化的直接接触，这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自 16 世纪中叶沙勿略（Trangois Xavier）开始，西方传教士为进入中国传教，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才首次得到明朝地方官员允准，进入中国内地居留传教。次年，他与同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io Ricci）同到广东肇庆，建立起中国内地第一座西式天主教堂。此后，经过近 10 年努力，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1601

年 1 月），利玛窦终于盼到“上令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①的一天。从此，西方传教士在华居留传教得到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默认。利玛窦开始公开在帝都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利氏逝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自其至京，又是几近 10 年时间，当时，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之地，先后

己有 7 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史载：“在京硕彦翕然景从”②，“授其学者遍宇内”③。作为学术传教方式成功的体现， “当时看起来，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基督教和儒教的混合体，很有希望在不久以后成为中国的宗教。”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利玛窦逝世后仅 6 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发生南京教案，西方传教士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传入西学的过程一度被阻。事件的发生，固然有中西两种不同质文化的相互冲撞，以及利氏死后，传教士中有突破他生前谨慎地多在上层传教的做法，向民间扩大传播的缘故，但也与当时朝中政局变化有密切关系。换言之，万历年间政局的波谲云变，对天主教与西学的传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

万历自冲年登极以后，依靠首辅张居正，锐意整饬吏治、改革经济，颇见成效。但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便戛然而止，朝事日益向不堪滑去。中叶以后，万历不理朝政，政治腐败日甚，经济搜刮日厉，统治危机迭现。到此时，不同于列朝的末世危机，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处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前夜，社会内部各层面都涌动变革激流，而西方传教士入华适逢其会。

当社会面临深刻变动之际，明朝政坛中代表变革的政治派别也就应运而

生，这就是被反对派指为东林党的士大夫清流派。万历中叶以后，两种政治势力形成并展开激烈的斗争，一是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秉承时代气息，坚决主张改革腐朽政治；另一则是以浙党为首的，包括浙、楚、齐、宣、昆党在内所有东林的反对派，他们以因循守旧为特征，坚决维护腐朽政治，反对改革。明末党争剧烈，是非巨细难以全部加以定性分析和判断，因此我们难有跳出党争的框架，从时代特征上把握封建士大夫中的清流和浊流，区别改革和保守，判断进步和倒退。以东林为核心的清流派与以浙党为核心的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在万历中叶以后持续不断，根本上是改革还是守旧的斗争。当时政局虽然多变，但万变未离其宗，士大夫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大政治势力间你消我长，斗争始终贯穿其间，使危机迭现的朝局波澜起伏之余，却也有规律可寻。

士大夫清流派的核心是东林党。是以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争国本被革职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在革职后 10 年，于家乡无锡东门建立东林书院，讲学会友，评论时政，因而被命名的士大夫政治力量。实际它的形成还可上溯到万历十五年（1587）丁亥京察，由此开了清流派澄清吏治的先河。他们的特点是反对神宗不理朝政，宠信郑贵妃，久不立太子；反对神宗派出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民财；反对内阁专政，要求整饬吏治，制止腐败。他们充满矫正王朝倾危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对社会的批判，还是经世致用的主张及其忧患意识，都证明他们代表的是变革时代的进步趋向。

与此同时，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人，也在面对现实苦苦寻求挽救社会危机、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出路。他们与东林一样关心国事民瘼，政治生涯也大多随东林党在朝起伏升降而波折，应当属于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这些人中有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之中，徐光启往往在政见上与东林不谋而合；杨廷筠曾出资筹建东林书院

⑤；李之藻更曾名列于《盗柄东林伙》的黑名单⑥。

反对以东林为核心的清流派的保守派，则以浙党为核心。史载：“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资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⑦四明指沈一贯，浙江鄞县人，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也即顾宪成革职归里的同年五月，由礼部尚书入阁。万历三十年（1602）升为内阁首辅。以其为首形成的非东林党保守派曲意逢迎神宗，对其种种倒行逆施也千方百计加以维护，反对东林党澄清吏治的主张，开门受贿，结党营私，是腐朽政治的代表。

西方传教士入京传教前后，正是万历朝政局中代表改革和保守的两派士大夫各自形成对立政治势力，展开斗争之时。从利玛窦入京那一年的大事记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同年载入史册的是：万历册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东林党人冯应京因支持反税监斗争而被捕入京，武昌再次发生反税监民变，苏州民变发生。前者册立太子，表明士大夫清流派争国本政治斗争取得成功；后者则体现他们反对矿监税使得斗争与民间呼声融汇在一起，斗争正持续发展。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说明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是当时政坛上的主角，他们在与保守的反对派的斗争中占有一定优势，表现出充分的活力。在政坛这一背景下，利玛窦入京，他得到反对税监的吏部尚书李戴的大力帮助，使礼部上疏题请其延留在京择地居住；⑧而他请求居留的奏稿，是

通过东林党人吏科给事中曹于汴的斟酌修改，呈给万历皇帝，最终达到了居留帝都传教的目的⑨。

二

利玛窦以学术传教方式，开展他的传教活动。在京期间，他大量结交士大大，广泛传播西学，这使明朝一些士大夫清流派中开明人士开始打开了眼界，认识到吸收西学，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助于挽救国家存在的多重危机。由此出发，对传教士持友好态度的，不仅有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而且有著名东林党人曹于汴、邹元标、以及叶向高等人。在徐光启看来，西方事天之学，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更重要的是“数年之后，人心世道，必渐次改观”。⑩这是典型的吸纳西学以改革社会的主张。利玛窦《畸人十篇》第二编《人于今世惟侨寓耳》记述了东林党人、礼部尚书冯琦向利玛窦问学的经过，而冯琦正是满怀对现实社会乖乱的种种疑惑，去请教利玛窦的。以反矿税监使著名的冯应京甚至曾将基督教推崇为“救世良方”，个人出资翻刻利民的《天主实录》（11）。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士大夫清流派为挽救国家颓败局面而寻求西学的心路历程。至于出自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钦佩，发出由衷赞叹，更是在士大夫清流派为传教士所撰所译书而写的序文中，所见多有。例如曹如汴《泰西水法序》

（12）、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目序》（13）、叶向高、杨廷筠、瞿式耜等为《职方外纪》所作序文（14），等等。

利玛窦去世后，那一年年底钦天监预报日食发生严重失误，招致了朝中官员严厉指责。于是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提出：“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15）东林党人，时为礼部侍郎的翁正春也奏请推荐徐光启、李之藻与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以西法修历（16）。这无疑是改革历法的大胆建议。后来，李之藻又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言西方传教士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言，在京仕绅，乐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请求万历“亟开馆局”，“译出成书”（17）。然而，历局尚延误未开，朝中政治气候却开始转换了。

正是在李之藻之疏请开史局、译西书的同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浙党首领人物方从哲入阁参预机务。在浙党为首的反东林清流派的斗争中，保守派的砝码由此加重。次年，叶向高致仕，方从哲成为内阁首辅。这实际标志着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改革派与以浙党为核心的保守派的互持阶段宣告结束。从此，浙、齐、楚、宣、昆党势力日盛，政治力量对比上，保守派占据了优势。四十三年（1615）挺击案发生，随后不久，李三才落职为民。浙党人物沈◻已是在政治氛围的变化中相机而动，发动了南京教案。次年，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保守派在京察中尽斥东林。教案与东林失势先后发生，并非是时间上的偶合。在明末士大夫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政治斗争中，南京教案是一个插曲，是保守派反对改革的又一具体体现。发生在东林完全失势前夜的南京教案，是以东林为核心的士大夫改革派在政治斗争中全面失利的征兆。

三

有关南京教案的史料，中文方面重要的有崇祯十二年（1643）徐昌治订正印行的《圣朝破邪集》，现所见为日本翻刻本。其中收入沈◻、晏文辉等人奏疏，以及当时会审西方传教士的案牍告示，均为原始材料；外文方面，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áro Semedo 是南京教案的亲历者，在《中华大帝国志》，又译名《中国通史《（Relacǎo da Grande Monarqaia da China）一书中，叙述了教案全过程。这是来自传教士一方的第一手材料。

曾德昭，1585 年出生于葡萄牙阿连特茹省尼撒（Nisa）（18）。1658 年在中国广州去世。他 17 岁加入耶稣会，入埃武拉大学学习神学，不久来到东方。在果阿结束学业后，1613 年前来中国（19）。同年到达南京。当时，他中文名谢务禄。南京教案时，他与王丰肃是同遭逮捕的两名西方传教士，又同被押回广东，驱逐至澳门。后来，在重回中国内地传教时，他改名曾德昭。《中华大帝国志》一书部分完成于 1638 年在果阿时，在派往欧洲请求增派传教士来华时全部完成（20）。原文为葡文，1641 年首次出版于马德里，很快译为多种文字，在欧洲一版再版，流传广泛，成为继利玛窦、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之后，一部有关中国的最著名的书籍。难得的是，这位曾在中国饱受囹圄之苦的西方传教士，在书中展示了他对中国的总体知识，向欧洲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而且称赞备至。他对南京教案的叙述，包括在书的第二部分。这一出自当事人的记录，虽于 1641 年已于欧洲出版，但因至今没有中译本，国内论著鲜见引用，故有必要以此与中外其它史料相互参证，进一步考察南京教案。

考察教案的发生，首先需要对此前西方传教士在南京传教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利玛窦入京前，曾三次到过明朝的陪都南京。在万历二十七年

（1599），他曾“购买城西螺丝转湾户部刘丰墟的房屋以居。在厅中建立一个祭坛，奉天主圣像于其中”。（21）这便是南京初创天主教堂之始。明人沈德符言利玛窦传教中国，“今中土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22）。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王丰肃（Alfonso Vagnoni）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前来中国澳门，次年，被派往南京（23）。初到之时他专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字，两年以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主持南京教务。三十九年（1611），他在南京建起中国又一座大型天主教堂，其壁刻有：“一六一一年五月三日，耶稣会诸神甫在中华古国之南京建筑之第一教堂。”（24）教堂建起后，王丰肃于堂中公开举行弥撒，影响日渐扩大，教徒骤增至 200 余人。他甚至打算上书明廷，公开要求传教自由，为杨廷筠等所劝止（25）。据继任利玛窦为中国传教区会长的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o）证明，南京传教所“乃当时中国全国最发达的传教所之一”（26）。

曾德昭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派至南京，他在开始时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学，随后协助王丰肃进行传教活动。教案发生后，他被捕受审，供称来中国“约有三年六个月”（27）。

显然，南京教务的迅速发展，是教案发生的直接导火线。新任南京礼部侍郎的浙党人物沈◻，以其特殊的政治嗅觉，适应政治需要，很快将矛头指向了西方传教士和西学。

南京教案的发难人沈◻，是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改

庶吉士，授检讨，步入仕途。此后，他长年在北京任官，曾为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又曾被贵州道御史徐鉴弹劾，不得不连上八疏乞归，奏疏中云： “盖臣蒙皇上作养在词林者十七年”（28）。在万历四十二年（1615），他被派往南京，任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南京，自明成祖永乐迁都北京后，在有明一代始终作为陪都存在。明代南北两京制的设置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就表现在南北两京各设有一套中央机构。事实上，随皇帝转移到北京，政治中心也迁之而去，南京的中央机构只能是有名无实。因此，南京官员设置的特点是一闲二简。不仅人数少，且大多为赋闲之职。这使一般来说由北京派往南京的官员，往往带有贬官出京的意味。沈◻任官南京礼部，虽说南京国子监乃至南直隶教化问题尽在其掌理之中，但实际除掌管南京国子监事外，就是逢年节庆典向北京送达庆贺表文，负责明太祖孝陵、懿文太子东陵祭祀活动，以及吸纳南直隶和南方等地每年贡品，送至京师等。

沈◻在京任官多年，出京委以南都赋闲之职，心中自是不甘寂寞。到达南京后不久，也就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王丰肃等种种“不轨”行为，于是，在上任次年五月，向万历皇帝上疏，对西方传教士发难。此后，根据中文材料，于同年八月上第二疏，十二月上第三疏（29）；而根据曾德昭的记述，奏疏尚不止此数（30）。章奏数上，教案由此引发。

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沈◻上《参远夷疏》（31），题云“奏为远夷阑入部门，暗伤王化，恳乞圣明申严律令，以正人心，以维风俗事”。开篇便充满维护封建道统的保守论调：“职闻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纪纲，持纪纲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此所谓一道同风，正人心而维国脉之本计也。”以“夷夏之防”说，驳传教士以“大西洋” 与“大明”“相抗”，“诡称天主”，是将“驾轶”在“天子”之上。接着提出了开局翻译西书之事，指斥“则亦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则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也”。认为“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是“暗伤王化”。又言传教士用天主教“诳惑小民”，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由前言之，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由后言之，是率天下而无父子”。于是，所有都归结到了政治问题上。

第一道奏疏呈上以后，传教士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但三个月中，沈◻没有得到皇帝批复。曾德昭记载：于是沈◻通过北京礼部尚书又呈上第二道奏疏。在 8 月 15 日（七月四日），两道奏疏，一是沈◻的，一是礼部尚书的，都呈给了皇帝。据曾德昭说：还有第三道奏疏，那是传教士们事先所不知道的一道秘密奏疏。在 8 月 20 日（七月九日）与北京礼部尚书逮捕传教士的命令一起，通过驿站快速通往南京公布。（32）

曾德昭记述道：8 月 30 日（七月十九日）午夜时分，北京的邸报和命令传送到南京，立即有人跑到教堂报告，并且打算为教而牺牲。后来他们包起圣像和属于教堂的圣器，把它们收藏到一个教徒家中，希望那么做可保护这些物品的安全。就在那一天的白天，中国传教区会长龙华民和艾儒略动身前往北京寻求帮助，而留在南京的只有王丰肃和谢务禄。不久，南京巡城御史派来 3 名官员，通知代表巡城御史和沈◻向他们宣布实行驱逐。

夜间，沈◻派兵包围了教堂。大约 9 月 1 日（七月三十一日）黎明时分，官兵们搜索了教堂的每一个角落。当时，王丰肃以购物为借口，派一名叫杜

那托（Donato）的教徒去向龙华民报告发生的一切（33）。随后，官兵把当时正在生病的谢务禄关入另一室内，而先带走王丰肃，把他带到沈◻那里去

第二天早上，沈◻下令官兵搜查了南京城外传教士的花园住所，并从教堂带走了谢务禄和 4 名为教堂服务的人，4 名到教堂的教徒，还有钟鸣仁及澳门来的 1 名学生。把谢务禄等人都投入了监狱（35）。

中外史料互证表明：

发生时间：南京教案的爆发，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二十一日。查沈◻八月疏中：“顷该巡视东城御史孙光裕查照会题事理，行令兵马司拘留彼夷候旨”（36）的时间，虽未明言，然以疏中行文与曾德昭记述对照，可知无误。
奏疏之数：沈◻八月疏云：“先该臣于本年五月间，具题前事，候音未下。顷于七月二十九日，接待邸报，又该礼部覆题，亦在候旨间。”（37）似五月至七月间，并无奏疏再上之事。然同疏中又云：“臣疏向未发抄，顷七月初才有邸报，而彼夷即于七月初旬具揭，及至二十一日，已有番书订寄揭稿在王丰肃处矣。夫置邮传命，中国所以通上下而广宣达也，狡焉丑类，而横弄线索于其间，神速若此，又将何办乎？”反映出传教士信息确实很灵通。曾德昭记述中所言礼部尚书，即当时身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方从哲，沈氏第二疏通过方从哲，并与方氏疏一同呈上，不是没有可能的。曾氏所言第三道密疏，大约即沈疏中所提到的“礼部覆题”。
拘捕之令：据曾德昭记述，可知沈◻对传教士进行拘捕，是在收到北京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方从哲的命令后采取的。不是由于“复有订寄揭稿之书，在丰肃处，事为◻等所知。”（38）。
拘捕人数：查曾德昭所见当时拘捕人数是 12 人。沈◻八月疏中言孙光裕“拘留彼夷候旨”后，犹有愚民手执小黄旗，自言愿为天主死者，幸而旋就拘获”。故其疏云：“见在本所搜获者一十三名。”（39）

拘捕传教士以后，沈◻于八月给万历上一疏，疏中谈到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并力图以南京的特殊地位撼动万历之心：“若南京则根本重地高皇帝陵寝在焉，⋯⋯所以讥防出入，而杜绝异言异服者，尤不可不兢兢也。而丰肃神奸，公然潜住正阳门里，洪武冈以西，起盖无梁殿，悬设胡像，诳诱愚民。⋯⋯尤可恨者，城内住房据洪武冈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前。夫孝陵卫以卫陵寝，则高庙所从游衣冠也，龙蟠虎踞之乡，岂狐鼠纵横之地，而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乎？”此疏中报告了拘捕之事，“复请速咨臣等将夷犯从法依律拟断，⋯⋯庶乎明旨昭然，而人心大定；道化归一，而风俗永清。不仅臣部职掌得申，而国家之隐忧亦杜矣。”（40）

曾德昭还记述了此前徐光启在北京上《辨学章疏》（41），极力为西方传教士和西学辩护；而杨廷筠在通过一个为官的朋友，那人也是沈◻的朋友而得知沈◻上疏之事后，马上给传教士出主意，建议他们怎么做。他写信给与传教士有交往的官员们，甚至直接给沈◻写信，驳斥了他对传教士和天主教的所有攻击。最后，他还邀请传教士到他杭州家中躲避，等待风暴过去。而后来，有的传教士又转到距离杨廷筠家两天路程的李之藻那里避风，他们拿出杨廷筠的辩护书给李之藻看，同时请他帮助（42）。据外国学者研究表明，由于南京教案的发生，到 1617 年底，北京和南京的传教所都被关闭，而

杭州成为最大的耶稣会士居留地，计有 13 人曾在那里居住过，后来王丰肃、

谢务禄在从南京被押至澳门的路途中，也在那里停留过很短时间。（43）沈◻在拘捕了王丰肃、谢务禄以后，于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又逮捕了钟

鸣礼、张寀等人，他们是因刊印揭稿而被捕的。这在沈◻十二月疏中讲得很清楚：“尤可异者，各衙门参彼之疏，尚未得旨，而庞迪我、熊三拔等亦造疏揭，差其细作钟鸣礼、张寀等贾持前来，诈称已经奏进，刊刻投递。”（44）实际从北京带揭稿至南京的只有张案，钟鸣礼是从杭州到南京设法营救传教士的（45）。曾德昭对此事的记述是：龙华民到京见到庞迪我（Giacomo pantoja）和熊三拔（Sabatinod’Orsi）、徐光启后，和他们商议办法，在考虑到沈◻已经封闭了正直的言路，章奏不可能到达皇帝手中的情况下，他们才决定写辩护揭稿散发，揭露对传教士的不公正待遇。（46）

教案发生，沈◻一方面逮捕关押审讯传教士和教徒，另一方面急切地等待着皇帝下旨处理此事。曾德昭记述他因重病在身，免予受刑，但也曾连续受审达 6 小时之久（47）。同年十二月，沈◻又一次上疏，重述“以清重地，以正人心事”，报告钟鸣礼、张寀等事后，又将王丰肃的来历说成“的系佛郎机人”，“先年同其党类，诈称行天主教，欺吕宋国主，而夺其地，改号大西洋”。最后，表达了他候旨的急切心情：“伏乞皇上即下明旨，容臣等将王丰肃等依律处断，其煽惑徒众，在本所捕获钟鸣仁等，及续获到细作钟鸣礼、张寀等，或系勾连主谋，或系因缘为从，一面分别正罪，庶乎法纪明而人心定，奸邪去而重地亦永清矣。臣兔任激切待命之至。”（48）

据《明实录》记载，当时，“南府部台省会疏参之，北科道诸臣参之，故南科臣安文辉有速赐处公之请，而迪我等亦利揭逞辩，千里之远数日可达，人益疑丰肃等为佛郎机夷种。”礼部复言：“此辈左道惑众，止于摇铎鼓簧，倡夷狄之道于中国，是书所称蛮夷猾夏者也，此其关系在世道人心，为祸显而迟。但其各省盘踞，果尔神出鬼没，透中国情形于海外，是书所称寇贼奸宄者也，此其关系在庙谟国是，为祸隐而大。”而“阁臣亦力言之”。可是，在满朝弥漫保守、排外的氛围中，万历终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下旨：“王丰肃等立教惑众，蓄谋叵测，可递送广东抚按，督令西归。其庞迪我等，礼部曾言晓知历法，请与各官推演七政，且系向化来，亦令归还本国。”（49）

曾德昭认为是沈◻贿赂宦官，才得到此令。于是在 1617 年 4 月 30 日（万

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们被关在木笼中押往广东。经过 30 天，到达广州。一些天后，与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拨一起被送往澳门。（50）

南京教案就这样拉下了帷幕。

在曾德昭的记述中，提到沈◻为何发动教案，耐人寻味。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四点（51）：

沈◻是一个崇拜偶像的佛教徒，他的亲密朋友，也是一个和尚，曾受到徐光启有力驳斥，他忌恨在心。
南京的和尚仇视天主教，因此曾给沈◻行贿，按葡币计达 10000 士姑度，以此达到驱逐西方传教士的目的。
明廷重要官员的建议打动了皇帝的心，传教士将被任用翻译欧洲书籍，参与历法改革，沈◻却认为传教士不应受到这样的尊重，他们具有很大危险性。
沈◻怀有个人野心，他希望由于他对中国传统礼仪宗教的热忱，使他能够得到阁老的位置。

实际上曾德昭已经揭示了沈◻发动教案的全部原因。沈◻早年曾拜在明

代著名的袾宏和尚门下，有以佛教排斥西方宗教的思想基础；而更主要的是他从思想根源上因循守旧，把一切变化都指斥为非，反对改革，并有严重的排外心理；联系到当时官场中贪污受贿极为普遍，东林党反对派人物大多墨迹斑斑的状况，沈◻的受贿是可能的；在行为动机上，为求进身之阶，投合政治需要，这不仅揭示了沈◻的个人政治野心，而且点出了教案与当时政局的关系。沈◻是浙党人物，且“与大学士从哲同里闬，相善也”，此人“素乏时誉”，在教案后，保守派甚嚣尘上，他凭此青云直上，由方从哲荐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因遭遇神宗、光宗二帝崩逝，故于天启元年（1621 年）方到任。在任仅一年，但他勾结宦官魏忠贤，举内操，斥正人，成为阁臣附阉党第一人，对阉党势力的形成起了铺垫作用。以致刑部尚书东林党人王纪再疏弹劾，“比之蔡京”（52）。

从个人政治生涯上说，通过南京教案，沈◻如愿以偿；从明末政局发展来看，万历四十五年（1617），尽逐西方传教教士和尽斥东林先后于这一年发生，以浙党为首的保守派占尽风流，在与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改革派斗争中大获全胜。直至天启初年，东林为首的改革派东山再起时，西方传教士才得以卷土重来。明末政局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始终存在，西方传教士和西学输入的命运也随之沉浮。将明末政治大事加以排比，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南京教案的发生，除了从根本上说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以外，它还是

中国社会内部士大夫改革派和保守派矛盾斗争的产物，追寻明朝末年政局演变的脉络，这一点清晰可见。注释①《明神宗实录》卷 354，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甲戌。西方传教士来华尝试过程，可参见拙作《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尝试及其成败述论》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 年 5 期。

②黄伯禄：《正教奉褒》，第 5 页。

③（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30，《大西洋》。

④C.H.Robinson，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pp. 176—177。

⑤高❓：《东林书院志》卷 17，杨廷筠《上孙柏潭少宰书》。

⑥佚名《酌中志余》。

⑦《国榷》卷 80。

⑧⑨（11）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第 421、422、430 页。

⑩《徐光启集》下册，第 433 页。

曹于汴：《仰止堂集》卷 2。
《天学初函·浑盖通宪说》。
《天学初函·职方外纪》。
《明史》卷 31，《历志一》。
陈鼎：《东林列传》卷 11，《翁正春传》。
《皇明经世文编》卷 383，《李我存集一》
Encyclopedia Portuguesa Illustrada Dicionario Universal， Vol. 10，

p38.
） Luis de Albuquerque etc. ， Dicionario de Histo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ogue-ses，Ⅶ，p998.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曾德昭传》言其

1638 年在果阿完成此书。然查此书中记载有他回欧洲后的情况，故必全部完成于回欧洲后。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 304 页。

（23）［法］费赖之著，冯承钩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

《高一志传》。王丰肃后改名高一志重回中国内地传教。

（24）（26）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第 551、554 页，转引自［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 89 页。

（25）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第 32 页。

《圣朝破邪集》卷 1，《南宫署牍·会审王丰肃等犯案》。
沈◻：《尊生馆稿》，清抄本，不分卷，第三册。
《圣朝破邪集》卷 1，《南宫署牍》。

（30）（32）（33）（34）（35）（46）（47）（50）（51）A.Semedo， Relacǎ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pp351—352，352，353，354，355， 356，358，366—367，369，349—350。

（31）《圣朝破邪集》卷 1，《南官署牍·参远夷疏》。

（36）（37）（39）（40）《圣朝破邪集》卷 1，《南宫署牍·再参远夷疏》。

（38）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见《晚学斋论文集》第 530 页。

（41）《徐光启集》下册，第 431—437 页。

（42）A.Semedo， Relacǎ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 p351.李之藻时任官于高邮。

（43）N. Standaert，Yang Tingyun: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p92.

（44）（48）《圣朝破邪集》卷 1，《南官署牍·参远夷三疏》。

（45）［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

《钟鸣礼传》，第 127—128 页。

（49）《明神宗实录》卷 552，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丙午。

（52）《明史》卷 218，《沈◻传》。

万明，女，1953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傅安西使与明初陆路交通的畅达》等论文 20 余篇，著有《明太祖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