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船的减存与短缺

漕船并非全部在运，常有一部分处于停运状态，这种空余粮船称为减存运船。减存运船按例“每十船减留一只”，另外“因浚河放回”也属减存（62）。造成减存的原因还有：

（1）漕粮改折。如弘治七年（1494）河南巡抚徐恪议准漕粮改折四分之一，可省漕船 2700 余只进行修理（63）；嘉靖二年（1523）折江南等处漕粮

90 万名，“所余漕船听令修艌”（64）；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奏准折漕

三分之一共 114 万石有奇，省船 3755 只（65）。（2）漕船冻阻在北，不能

南返领运次年漕粮。如嘉靖十八年（1539）冻阻运船 2900 余只，免予下次装

运，该运粮 96 万余石以灾伤地方漕粮折银上纳（66）。（3）运军停运。如正统十四年（1449）以江西、浙江运粮官军勤劳已甚，下令次年漕粮由粮长及大户代运（67）。土木之变后相当一部分运军留在北京操守，漕粮由民自运，漕船因而停运。但这种情况较少见。减存运船运军须出办造船料银，“先年议准，凡遇灾免之年，粮改折色，各卫所运船空闲者令歇役，运军每名办减免料银二两四钱”（68）。减存运船必须妥善保管，由各总掌印官、委官督军看守，彼此取结，“如有损失，委官缺十只者照例降一级，掌印官缺至十只以上者问罪降一次，每十只加一等，降至三级而止，船军照例问罪追赔”

（69）。但减存运船有时也被派运其它卫所漕粮。如正德二年（1507）湖广、江西、浙江等处因卫所缺军疲弊改折漕粮 14 万石，减运空船改运遮洋总缺船漕米（70），嘉靖十五年（1536）将“江北、中都三总兑运山东粮内每年量拨五、六万石派与遮洋总下德州、天津等卫空开［闲？］军船运赴京、通二仓上纳”（71）。

与漕船空置相反，更多的是漕船短缺。所谓“缺粮百无一二，缺船则十处而九矣”（72），如正德八年（1513）缺 3200 只，十六年（1521）缺 2044

只，嘉靖二年（1523）缺 2109 只，三年（1524）缺 2266 只，天启时“无卫不缺，无帮不少”（73），崇祯时“运船多缺，运事大坏，持筹者蒿目焦思，无能为计”（74）。漕船短缺的原因为：“运船有被流贼烧毁者，有被河水暴涨漂流者，有在江湖沉溺者，又有经过洪闸磕损拆卸无存者，加之官军亏损正粮因而盗卖以致运粮缺船（75），另外补造不及时也加重了漕船短缺，仅万历四十年（1612）清江造船厂历年积缺未造就达 2016 只（76），万历四十七年（1619）直隶巡按毛一鹭也说：漕船“任其废缺不行查造”（77）。

漕船短缺有时会造成漕粮改折。如正德八年（1513）缺 3200 只，漕运总

督张缙建议改折 96 万石，户部议准改折 60 万石（78）；万历十三年（1585）因浙江漕船料价不敷不及成造，而改折杭州府新城、于潜、易化三县漕粮

（79）。

漕船短缺的漕粮更多是“非雇觅民船入运，则洒派军船加带”（80）。雇募民船脚价隆庆时“每船费水脚银七八十两，少亦不下四五十两”（81），崇祯时“每只费价大者伍陆拾金，小者参肆拾金”（82）。这笔费用无一定来源，先时从原备盘剥的轻赍银内动支，“倘有不敷，借倩累军”（83），一度以所缺运船上的运军行、月粮支给，后来则由地方有司支给，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雇民船二千有奇，“脚价尽属有司设处”（84）。船户应得脚价常被剋扣，“民弱军强，文驯武悍，有司、粮长每为运粮官旗所迫胁而雇募浸失其初意，于是有军民平出其值者；有军认三、四，民认六、七者；甚至有独出于民者”，不仅如此，“漕船过关犹或免税，至应募民舡则无一获免者，锁吊拷勒，数且倍之”（85），受雇运粮对民船实是一场灾难，每遇雇募，“船户有扬帆走者，有弃船者，有沈河者”（86），避之惟恐不及。

缺船漕米也常由其他运船附载，每船所带数量不等，此即所谓洒派搭运。雇募民船、洒派搭运给漕运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万历元年（1573）总理

河道万恭曾指出：“雇船有三害：民船底尖，入水深而易胶，牵挽不前，一害；运官勒掯水脚，携妻子泣告者踵踵矣，累及民船，二害；一民船胶则千浅船皆阻闸，漕不能速进，三害。此雇船之病河道也。搭运有五害：今年全运四百万石，江南粮多船少则搭三十石、五十石甚至一百石，彼仓浅者水甚近，江河巨流压之即沉，往往见告矣，一害；以十卒而挽四百石犹惧不胜，今挽五百石，其艰苦若之何，二害；搭运重则浅船入水有八拿以上者，臣熟察之，亡有旧制矣，是困河道也，三害；搭运多，即幸不胶，抵湾必迟，安能早运，四害；抵湾迟必回空迟，直守冻耳，胡以待新运，五害。此搭运之病河道也。”因此他呼吁将“雇船、搭运坐困之弊一切痛革”（87），但因为明中期以后始终存在大批缺船，也就不可能消除雇船、搭运的现象。

三、漕船的运载

漕船专载漕粮，明政府严禁其它衙门调用，宣德二年（1427）因“近年工部及诸衙门辄均载诸物运赴南京，致军士疲劳，道途淹延月日，餽运不足，⋯⋯遂下令严禁，违者治罪”（88）。此后因公挪借漕船的情况很少见，仅在战时偶一为之。万历二十年（1592）因防倭曾“议留运船以充战船”，结果将遮洋船 400 余只留用（89），二十六年（1598）因支援朝鲜拨漕米十万，“或加修清江见船或改造限满洋船”发往义州交卸（90）。因私挪用漕船也不多见。成化二十二年（1486）刑部右侍郎侣锺供漕船运母柩，为漕运

总兵王信劾奏下狱，结果降二级调为云南曲靖知府（91），弘治时有“高通政者与戚里有连，贷运舟以规厚利，其豪奴怙势”，为漕运总督张敷华“廉得之，痛加捶挞不可容”（92）。明代这一规定执行得较为严格，无论公私挪借漕船的情况都比较少见。

每只漕船额定运载正耗潜粮 472 石，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公私物的附载。